深圳市民“广告参政”

　　“公民以在新闻纸做广告的形式来和人大、政协沟通，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可能算是头一遭。”作为一个偶发性事件，这未必能表明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更多的还是出自公民的个人诉求。

　　自费登建议广告

　　5月24日下午，穿着深蓝色连衣裙的李红光女士，坐在深圳的一家咖啡馆里谈论现在与过去。两年前，她以一名深圳官方研究机构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由以深圳网民“我为伊狂”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的朝野大讨论。她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公共政策如何改善官方与民间的沟通渠道，官方如何倾听民间，公民如何表达意见，参与公共治理。“在这个研究之后，我开始对深圳这些事情产生兴趣，最后竟然连自己也参与进去了。”说到此处，李红光哈哈大笑。她之所以大笑的原因是，两年后的5月24日，她一不小心就做了回像“我为伊狂”呙中校那样的言论先锋。但她施展的平台不是网络而是报纸。她在这天的《南方都市报》37版上自费万元做了一个广告。广告称：“深圳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召开在即，我收集了反映民生及个人建议十多条，希望通过你们在‘两会’期间提出，有意者请与我联系。”并公布了传真号码与电子邮箱。接着罗列了12条建议的题目，共计300余字。建议涉及降低的士起步价、打破管道煤气垄断等方面内容。广告末尾的署名是：公民李红光。“公民以在新闻纸做广告的形式来和人大、政协作意见的传递与沟通，这在新中国新闻史上可能算是头一遭。”国内新闻与传播学的知名学者展江教授和喻国明教授均作出了相似的判断。

　　维权“谏士”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借此创造个什么中国第一，我是在试了其他办法达不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选择做广告的。”李红光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红光曾在深圳市委做秘书工作，去年又曾以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了深圳市行政审批制度第三次改革的审批项目清理工作。因她对一些局的不合理审批项目死死盯住不放，被一些官员认为是“大刺头”，另一些官员则称其为“谏士”。李红光在参与清理审批项目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群众与企业反映的问题。当时，深圳市审改办的工作人员一共写了64项改革建议，李红光一人写了17项。去年“两会”前，一些关注审批制度改革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深圳市审改办，把这些建议全部变成了人大、政协的议案与提案。“但那件事有遗憾，当时代表与委员们来拿这些改革建议时，离‘两会’开幕只有三四天。他们平常都忙于行业内的事，所以来审改办找建议时，都显得有点仓促，因此有些议（提）案效果不理想。”这一事件使李红光意识到，要保证提案与议案的质量，建议者应和代表委员们有充分的事先沟通。到了今年，她手头又积累了一批建议。3月份，李红光就把其中部分建议以及相关材料送到了深圳的两位颇有声望的人大代表手中，“当时可能送得不是时候，因为正处于代表与委员换届前的敏感期，反正没有任何回应给我。”李红光回忆。十天前，李红光又给深圳市人大和政协的公开邮箱投送了建议目录，但还是没有回音。上个星期，关于新当选的代表与委员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报道称有8个外来工当选了市人大代表，她按报道介绍的联系方式发了邮件或传真。“但只有一个叫杜萍的女士和我联系了。”李红光说。后来，她就给市政府办公厅打电话，她回忆工作人员的说法是：“新一届代表都是基层选上来的，目前我们也只有他们的姓名和单位，没有详细的联系方式。”事后她说：“即使当时名单拿到了也是一个问题。我总不可能挨个地给他们打电话吧。那要打几百个电话，而且还显得很突兀，估计那样成功率很低。”她一时发了愁。“不能再等了，再等‘两会’就要开了，即使代表们发现了我的建议，也来不及在事先和我作深入的沟通。这么一急，到《南方都市报》上登广告的主意就蹦了出来。”

　　建议的产生

　　她是从一次业主维权事件中萌发决心要系统化地将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转换成建议交给“两会”的。“当时，我被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在深圳维权群体中，理性地发出声音，一贯是维权的主流。”从此她一发不可收，“我根据‘两会’5月26日召开这个期限，给自己定了一个倒计时，决定在五一黄金周里完成主要的8个建议。”李红光说。李红光这个广告显然是非赢利的，她在这个广告中简单地表达了她对若干公共问题的建议，她的政治目的是影响代表与委员，使建议能得到他们的部分采纳。所以，基本符合意见广告的形式。“这或许可以说是出现在中国大众传媒上的第一条公民的意见广告。”展江小心地给这个“第一”加上了不少定语。中山大学知名学者任剑涛认为，这更多的是一个公民的偶然行为。这个偶发性事件，也未必能表明公民意识的普遍觉醒。这更多的还是公民个人诉求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偶发性事件，不能作为判断中国公民的意识和行为的标志性事件，最多只能作为一个象征性事件。据5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网络编辑：徐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