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永远的白先勇（下篇）

　　人物背景：白先勇，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出生在广西南宁。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195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1961年大学毕业，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长篇小说《孽子》等。

　　2004年推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

　　中广网北京5月27日消息（记者孙巧稚）如果说白先勇的小说带给我的是一种感伤与悲凉，那么面对面地与他聊天，我感受到的却是先生的热诚和健谈。说起自己的童年，温文而雅的白先生嘴角噙着笑意，眼神也恍惚了起来。

　　白：我一岁到六岁是在桂林，那个城市山明水秀的，很美的一个城市。现在回头想，挺美的一段童年。后来到六岁的时候就逃难了。日本人来了，整个桂林都烧掉了。那是我童年时，也是我一生的一道分水岭。我那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得了肺病。

　　记：那个时候得肺病挺严重的。

　　白：挺严重，没有特效药治的。

　　记：好像当时您还被隔离了？

　　白：被隔离好几年。

　　记：被隔离到什么地方？

　　白：就在重庆市的一个小山坡上面。盖了一个小房子。我不跟我哥哥、姐姐他们住一块儿，因为怕传染。我一个人住那儿。

　　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我们家的厨子很会说故事，他叫老央。每次做完饭，我抓住他来，给我讲演义小说。什么讲《三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这些。

　　记：爱听这些故事？

　　白：爱听爱听。每天一回两回。

　　记：缠着他？

　　白：哎，缠着他讲。他也会讲，我想他训练一下，绝对是一个一流的说书人。所以后来我自己写故事，算起来他是我的启蒙老师。

　　年幼时那些或孤单或快乐的日子，那些已然逝去的影像和景致，如今都浮现在白先勇的眼前。谈起小时候辗转的几个城市：桂林、重庆、上海、南京，白先生告诉我，在南京的短暂生活对他来说印象尤为深刻。

　　白：哎，很奇怪，我对那种历史文化，从小就感受很深。那时候到秦淮河喽，什么莫愁

　　湖喽，带着（我）上中山陵那些地方去呀，印象很深很深的。爬了300多级石阶，非常清楚。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是在桂林念的一年级，就叫中山小学。我们的校歌头一句就是：我爱中山先生。

　　记：还记得校歌呢，现在还会唱吗？

　　白：现在不太会唱了。现在还会哼两句。所以我们在谒

　　陵的时候，父亲带着去，很庄严的一个仪式似的。然后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进去的时候，大家都好像肃然起敬。（那时候）虽然年纪小，只有9岁，（但）那时候就有一种历史感。

　　记：那您40年以后再游历的时候，看到好多自己童年时的足迹。我想也有一些感慨吧？

　　白：39年后，再上中山陵，父母都不在了，自己再上去时的那种感受、感触就很深了。尤其是看到孙中山先生写的“天下为公”匾，就有那种很深的历史的沧桑。

　　几十年沧海桑田，白先勇再上中山陵，父母都已不在；再访美龄宫，已然是繁华逝去。而重回桂林，白先勇四处寻觅的却是儿时最爱吃的桂林米粉。在那一碗碗细白滑润的米粉中，我不知道白先生是否吃出了童年时的味道。

　　此时此刻，再次摊开那幅岁月的画卷，回忆起自己热情开朗的母亲和执着的父亲，白先生的笑容里流露出了一丝丝的温情。

　　白：在我心中，他是个英雄。我父亲一方面他做事情很执着，就是他做一件事情他就轻易不言放弃的，一定要做好。他的意志力超强。这点我很佩服他，我现在年纪大一点，也像他那样有点顽固。另外，我母亲方面对人热情得不得了，她对人生是无条件地拥抱。乐观、豁达、勇敢。

　　记：您对母亲的感情很深的？

　　白：很深的。我很佩服她。

　　记：1962年，您母亲去世的时候，这是您一生的转折点。是这样的吗？

　　白：是这样子。因为我母亲的去世不是突然去世的，她在医院折磨了半年多，我陪着她。我看着她被病痛折磨，对人的那种生死、命运、人力的有限我慢慢地感悟。因为她是我第一个亲人、真正自己爱的人的死亡，非常想去拯救我妈妈都没法。我母亲的死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撞击。所以我母亲过世了我就成熟了。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后，只剩下他父亲一个人，昔日威武的将军如今已是垂垂老矣，儿子却又要远渡重洋去留学。机场送别，老父亲禁不住潸然泪下。

　　白：我那时候很少看到我父亲（流泪）。那是他暮年丧偶，我又刚好远行。那时候在台湾留学不像现在，那时候去远行好像有点西出阳关的味道的。所以那（是）种生死离别的特别的（感觉）。那时候我有一种预感，好像跟父亲会永别。的确是，我走了，到美国去了，我父亲66年就过世了。

　　1962年冬，无论对白先勇的人生还是写作，都是一个转折点。他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到：“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以作家成名的白先勇上大学的时候学的却并不是文学。

　　记：您最开始读大学是读水利的，梦想着去修建三峡大坝？挺浪漫的。

　　白：是的，挺浪漫的。好像修个坝中国就富强起来了，那我就说去建个水坝。

　　记：跟父亲说过这个想法吗？

　　白：提起过。我说要去修水利，他很赞成啊，支持我。

　　记：那为什么后来会改学西方文学系了呢？

　　白：那时我发现我不适合念工程。

　　记：但您成绩很好的呀？

　　白：成绩很好，我在水利系还考第一名。可是我知道我理科上的观念不是很强的，只是会算题目。我勉强做一个（普通的）工程师还可以，但是要做一个一流的、杰出的设计我晓得我有自知之明了。

　　随着白先勇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浓厚，他慢慢了解到文学才是自己真正追求的梦想。这时候，已经在台南成功大学上了一年水利专业的白先勇毅然决定重考台湾大学外文系。

　　记：对于您的这个转变，父亲赞成吗？

　　白：那时候他是不赞成的，因为第一我又重考的，耽搁了一年，还有一点，那时候我本来是保送台大的，我不要，我又上成大念水利去了，因为台大没水利。

　　记：噢，还有这么一段曲折呀？

　　白：哎。现在又放弃水利，去重考台大，折腾呢，要是父母不谅解、不理解的话，我就（会被）赶出去，不许的。我非常感激我父亲。虽然他不赞成，但是他很尊敬我的选择。其实我像他的个性，一旦决定了做什么事情，就得做。所以我想我的执着他也能理解。我父亲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你可以和他说理，你只要说服他，你讲得通，他可以说通的。

　　记：那会儿想到过自己会写作吗？

　　白：Ya，那会儿就想到的。

　　我们的国文老师叶先生，他出题目叫我们写小说。我就（觉得）机会来了，我一写写三篇，交了上去。叶先生不欣赏，就没批，就发回来了。我就不好意思了，快点收到书包里。我觉得还是不服气，觉得怀才不遇。

　　记：本来做着作家梦呢，现在被打击一下。

　　白：被打击一下。后来我就直接去找夏济安先生。《文学杂志》那时候我觉得是办得最好的，

　　主编叫夏济安夏先生，我

　　很佩服他的。我请他看，就是我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他看了以后，说：“嗯，这篇小说不错，我可以留下来，在《文学杂志》上登出来。”我当然很高兴了。很好玩，后来又见到叶先生，那是很多年后了。我说：“叶老师，当时你不喜欢我的（小说）？”他说：“给你受点儿挫折也很好，小说家不受挫折怎么会成家啊？”

　　1960年，白先勇和陈若曦、李欧梵等几个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台湾一代著名作家陈映真、李昂、施叔青、三毛等人的第一篇作品都发表在《现代文学》上。《现代文学》杂志也成为见证台湾文学发展最重要的一本杂志。

　　1963年，26岁的白先勇到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攻读硕士课程，然而，初到美国的白先勇，因为环境的巨变，几乎完全不能写作。

　　记：您留学去美国的时候，可能因为家庭的变故和环境的剧变，那一年您没有写作？

　　白：对，那一年没有写作。

　　记：那一般人留学到国外去，都是很兴奋的，那您那会儿，您说您自己是“四顾茫然”

　　白：我想也是因为家庭遭到了很大的变故，让我很（受）伤的。第二是环境大变。所以我也一下子找不到文化的定位。看到人家的国家、人家的文化，那种巨大庞然。

　　记：就是一种外来的文化的冲击。

　　白：冲击。使得我需要一段适应的时期，要重新整顿。我反而激起了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回顾、反省。

　　记：就是站在外面看本民族的文化看得更清楚一些。

　　白：我想有个距离以后，更加清楚一点。而且那时候我25、6岁，正是慢慢走上成熟的时候。

　　记：从思想上、心理上都有一些变化？

　　白：对。有些变化。所以我有一篇文章叫“蓦然回首“，我就引了一个黄庭坚的几句词，我说：“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我说不必十年，一年就够了。一年就已经老尽少年心。的确，那一年，（我）从思想上、情感上的成长很快速。

　　年少时病痛的折磨、家族的兴衰、亲友的离去，使白先勇见到了太多人生的痛楚与无常。这一切的人生感悟都被他以一颗同情心表现在文字上，留在了梦境中。而异乡漂泊的时间越长，白先勇的乡愁也越深。

　　记：像您小时候生活的桂林、台北，包括后来美国的圣芭芭拉，这几个地方，您觉得哪个地方是您的家呢？

　　白：我想，中国的文化才是我的家。我有一种文化的乡愁。我写东西的时候，不经意地会露出来这个，我做《牡丹亭》也属于这种思乡的情怀。在美国住了40年了，好像也扎不下根来。我的根不是说一个地理上的（概念）我想。而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归依、一种乡愁。这种感受才让我心灵上比较扎实、落实的地方。

　　有评论说，白先勇在作品中更加关注的是人性深处与生活表象后面的实质。这种深沉的反思使得白先勇的许多作品中都带有一种悲怆与沉郁的情怀，正是这种深度造就了白先勇在当代汉语文学中旁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记：您怎么评价您的作品？

　　白：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很难的

　　记：试着去评价一下呢？

　　白：哎。这么说吧。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写小说了。《台北人》那部小说特殊一点，因为一方面他是反映一个时代，另外一方面，里面的人物我的刻画每个都比较鲜明。而那本书也是小说技巧上，我正在试验、在求新、求变的那个时代。所以那本书好像在艺术上可能比较有点成就。像长篇小说《孽子》我就觉得写得很揪心的。后来编成了连续剧。在台湾放，看大家哭成一团。那最近我快要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纽约客》又是不同的境界，就是人生到这个时候。我想，可能对于人生一些终极问题的一些思考。

　　记：就是您写作这么多年，写作技巧肯定是越来越娴熟了，很多感受也是越来越深入，有新的体会？

　　白：的确，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会。人生是这样子的。

　　那一天我和白先勇先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待人的那一种热情亲切却让我感到像老朋友一般，没有一丝的陌生感。不管是聊昆曲，还是聊人生，先生总是微笑着，那浅浅的笑意中流露出的雍容和华贵，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亲近。和先生分手后，我一个人走在北大燕园，看开得正盛的桃花一株株闪过，看校园里青春的面孔迎面而来，心中细细体味着先生对美的敏感和迷恋，体味着他对世事的淡泊与洒脱。我想，在众多和我一样喜爱先生的人心中，他就是永远的白先勇。来源：中国广播网责编：张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