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字

　　今古齐观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向他赠送了一个条幅，用小篆书写的黄遵宪《赠梁任公同年》:“寸寸河山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顾校长恐怕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侉”字给他惹出了那么多的麻烦。他在当众朗读时，到那里卡住了，不认识，经人提醒才得以圆场。

　　这个字其实并不生僻。以前，普通话没那么普及的时候，人们基于“文化中心主义”的本能意识，把口音与本地语音不同的外乡人一概叫做“kua(上声)子”，kua，就是这个“侉”字，也读阴平。当众读不出，在那种场合和时刻，以顾秉林先生的校长身份和院士衔头，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一些网友据此讥讽顾校长“不识字”，多少有失厚道，有点像冯班污蔑严羽。严羽以《沧浪诗话》知名，按清朝大学者王士禛的观点，“皆发前人未发之秘”。但这本书也不是没有缺点，有个叫冯班的站出来为之“纠缪”，清人王应奎说:“即起沧浪于九原，恐亦无以自解也。”说明有一些还是纠到了点子上，不过冯班的批评就走了极端，变成了谩骂，“一窍不通”还不解气，更骂他“一字不识”。王士禛说，冯班的这种话“尤似醉人骂坐，闻之唯掩耳走避而已”，值不得听。

　　《世载堂杂忆》载，民国初年当过山东督军的张怀芝“不识字而好弄文”，例子也是他写错过字。有一天一个徐顺的人拿着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推荐信来见他，想找工作。张看信之后对徐说:“我这就给你派事。”为了讨好袁克定，他亲笔写了一道手令:“立即将徐顺抓在参谋处。”“抓”本来应该写成“派”。参谋处见到张的亲笔手令可不敢怠慢，立即将徐顺囚禁起来，惹得袁克定大发雷霆。因一个笔误而说张怀芝不识字，当然也是把问题在上纲上线。张怀芝一向对曹锟亦步亦趋，所以有人说:“怀芝事事学曹仲珊(锟字)，仲珊不乱动笔，自谓藏拙；怀芝独对此事，未曾学得到家。”这个评价就比较客观。对顾校长来说，倘若那“侉”字是横平竖直的楷书，也未必不认得；他一时不认得的是非要拐那么多弯、好像存心要把人弄糊涂的小篆而已。

　　但顾校长的态度，至少遵循了孔夫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生活中许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宋朝有位林摅先生为枢密院同知，有一天唱新科进士名，把“甄彻”唱成“坚彻”。徽宗可能手里也拿着一份名单，觉得可疑，说不对吧，好像是该读“真”的音。不料林摅读不对还不服气，“辨不逊”，把甄彻直接叫过来问，却是果然“从帝所呼”。于是，林摅“以不识字坐黜”，为不懂装懂付出了代价。清朝的阮元，更差一点因为阅卷大臣“不识字”而被耽误了前程。

　　那是乾隆辛亥年(1791年)大考，阅卷大臣认为阮元的赋非常“博雅”，颇有好感，但因为不认识其中的“峜”字——可能在赋中是个关键字，就把他置入三等；好在他查了查词典，知道读ji(去声)，是古代算法名，就又把他提升为“一等二名”，即榜眼；然后“封卷进呈御览”。第二天皇帝的意见来了:“第二名阮元比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于是阮元就当上了状元。据《异辞录》说，阮元所以给乾隆留下好的印象，卷上的那首《眼镜诗》功不可没，起首的两句是:“四目何须尔，重瞳不用他。”说眼镜那玩意没用。斯时乾隆帝年近八旬，“目力不减，颇以老健自喜”，所以“阅诗大喜，拔置第一”。阮元当状元固然有偶然的成分，但他这个人的确是有水平的，戴一顶大学者的帽子并不为过。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当过两广总督，期间组织人马，编撰了著名的《广东通志》，今人称之为“阮通志”。正是这些原因吧，阮元前一阵子还入选了广州市拟订的“岭南先贤”名单，虽然这个名单甫一公布即备受争议，但对阮元还没说什么。想一想，不过是在路经广州时写了首诗的山西人王勃都能入选，给广东干了那么多事情的江苏人阮元列入其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简直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令人不能理解，同时也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在顾校长出现难堪的当晚，央视国际频道邀请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教授作客时，刘教授竟然来了个重蹈前辙，不仅把诗句读成“gua(阴平)离分裂力谁任”，而且还郑重其事地指出清华赠送的诗词条幅，是用“小隶”体书写！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到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中国的书体，早已按诞生的先后排定了完整的序列，几时又钻出个“小隶”，难道是小篆和隶书之间的过渡？刘教授当然可以这么认为，但不知书家们会不会答应。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