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虎城
问责制曾经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新出台的《公务员法》也将引咎辞职列入法条，一时舆论大盛。在问责声中下台的官员也越来越多，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原市长孟学农、中石油原总经理马富才就是其中级别最高的三位，均为正部级。不过这三位高官现在均已宣告复出:张文康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孟学农任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因重庆开县井喷事件引咎辞职的马富才已在国家法改委上班，并将出任国务院新组建的“能源办公室”副主任。
看来，官员们的命运颇有些戏剧化的色彩，“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变成了“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且不论这些官员们重新出山的因由是否充足，也不论他们的职务安排是否合适，抛开这些个人化的表象，至少可以显出，目前实行中的问责制度尚留有一些可供操作的空间，而这一空间一旦被所谓“官场潜规则”支配，则足以使制度本身成为徒有吓唬架势的纸老虎。
按照常理，《公务员法》在制定的时候，理应对被问责官员的“再就业”有个说法，可不知是有关部门有意规避还是无心之失，总之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于是，官员们在引咎辞职之后，依然可以通过合法程序继续在公权力部门任职——既然没有显规则，潜规则就会出来发挥效用了。
何谓潜规则呢？比如某些地方政府在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责令相关官员引咎辞职，但目的只是平民愤，避风头。风头过后，民愤不再嚣嚣，于是，为了“工作需要”，为了“不浪费人才”，这些官员们就会被重新启用——要用一个人，理由总是可以找出千万条。
最新的理由，就是某些官员在重大事故中“仅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是“庞大组织体系中出了问题”，因而可以被重新启用。我倒真的疑惑了，既然责任在于组织体系，既然辞职只是一场“秀”，又何必浪费组织资源，为这些官员再次上岗煞费心机？把过错归咎于体系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这与某些官员把过错归咎于集体决策以开脱责任没有什么两样。
也许我这样的观点会被认为思维僵化，是一种非此即彼式的阶级斗争思考方式。表面上来看，“把人一棒子打死”，不让人犯错误，有些走极端。但在当前政治生态尚不能以“绿色”来形容的时候，对去职官员复出多问几个为什么，正是强化问责制权威性、规避潜规则发挥主导作用的无奈之举。如果仅仅因为所谓的人性化策略，而使制度本身失去了公信，那孜孜以求的制度改革以及不断更新的法律又将存于何处？
引咎辞职制是国际通行的政治规则，别的国家也有许多下台官员再出山的例子，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引起那么多争议呢？问题就在于他们从下台到重新竞选任职的各个环节均大白于天下，接受了公众的不断质询。而我们的官员再出山，公众几乎很难获悉除了人事任免结果之外的更多情况。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其中有猫腻——某官员此地免职或辞职，异地就任新职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此，如果官员真的成了“铁打的兵”，当了“不倒翁”，那些新制度就当真有变成纸老虎的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