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以后，随着中国计划集权体制的确立，学术研究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集体目标之中，学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几乎丧失了其自主的性格。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将学术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学术重新

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国家对学术的投入有限，但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干预也比较少，学者们在选题、研究和评审等环节上反而比较自由。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家对大学投入力度的加强，国家的意志也开始逐渐向学术研究的具体环节渗透。这一渗透并非像过去那样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中心，而是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实现的。概括地说，体现为三个方面：学术研究的民族国家化、计划学术的宏观管理和技术理性的支配原则。通过这些，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再度国家化”。

　　在大学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主体，成为学术研究日常实践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时候，大学的目标也就成为了学术研究自身的目标。全国的重点大学，纷纷定下了“到××年成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宏大目标，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考量指标，学术成果于是被纳入到国家的整体目标之中。

　　学术研究的民族国家化，使得其在目标追求、价值衡量上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其学术自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格外沉重的功利使命。

　　一旦学术成为强国梦的一部分，由国家作为主体组织学术生产和分配学术资源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当物质产品的生产日益“去政府化”、步入市场化的时候，知识产品的生产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以计划学术的方式重新出现。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控制和垄断了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资源，并且主要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职能部门来决定这些资源的分配和流向。在学术研究的组织、管理和评价等环节上，由于管理部门无从了解和处理学术研究各个学科的特殊性，于是在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名义下，以技术理性原则为核心，将原先应用于资本主义现代组织管理的科层管理模式，应用到学术研究的体系中来。首先体现在学术生产组织的工程化。

　　如今由国家投资和组织的大型学术研究项目，都被冠上了工程的名义：211工程、985工程、古史断代工程、重修清史工程……学术课题的立项、组织和评价无不遵循技术工程的模式，全然无视学术研究的逻辑与技术工程之间质的差异。

　　相比起学术研究的组织方式，学术成果的评价机制对学术研究的创新更具有决定意义。按照现代的知识分工原理，学术成果是否有价值，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只能通过本专业的专家的公共讨论，才能予以评定。

　　然而，由于中国的学术缺乏自主性，管理部门为了统计的方便，实现管理效率的最大化，以量化的方式对所有专业的学术成果进行一刀切式的评估，并且为此确定了各种SCI、CSSCI刊物的发表率和引用率的统计学标准。而这套所谓借鉴美国的SCI标准，在美国本土，也并非是学术共同体的公共标准，而是某些商业机构的统计标准。

　　一旦这些商业性的外部标准替代学术的内在尺度，成为评判所有学者的统一尺度，就使得知识的生产，看起来是在不断追求效率，是一种形式上的合理，但实际上却失去了本身意义，是实质的不合理。

　　在上述被扭曲了的学术研究体制之下，学者们的学术活动也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更多的精力不是投身于学术本身的研究，而是进行权力寻租，想方设法获得更多的项目立项。在大学众多考核指标中，项目经费总数的多少，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核心指标。

　　为了体现出多快好省的高效率，不少学者都将项目设定在没有多少创新难度、比较容易出成果的那些大而化之的宏大课题上。这种普遍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最终的受害者正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耗费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生产了一大批学术的垃圾。

　　如今，这种外部的权力规则如今已经逐步内在化，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学术研究体制的支配下，一流的变二流，二流的变三流，三流的沦为不入流。

　　中国的学术研究，到了再度“去国家化”的时候了！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