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潮”是怎样形成的

　　民营经济“钱江潮”是如何形成的？透视浙江民营经济历史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在适宜的“大气候”中，一批精明的浙商前仆后继，市场冲浪，一个开明的政府政策引导，推波助澜。百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被不断调动，千溪流聚，百川归海，这才形成当前汪洋恣肆活力四射的经济形态。

　　创业经历：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

　　1978年，17岁的少女周小光挑着货郎担卖绣花样，几年后开始在义乌小商品市场设摊卖饰品，1995年创建了自己的饰品生产企业。今天，她的“新光”饰品远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年的练摊女一跃成为饰品行业“大姐大”。

　　擦皮鞋、当工匠、开铁铺、摆地摊……不少浙商都有过这样“一穷二白”的人生经历。勤劳的本色，灵活的商业头脑，艰苦创业，百折不回，成为浙商群体共同的精神塑像。

　　当别人还习惯于随着计划经济的节拍起舞时，浙商已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市场。当别人确立了市场意识时，他们已经熟稔了驾驭市场的规律。时刻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生产策略、经营方式，使得浙江民营企业遨游市场，如鱼得水。

　　万事利集团董事长沈爱琴告诉记者一个故事：APEC峰会在上海开幕，经过多方努力，她的丝绸成为各国元首身着的特色“唐装”的布料，等于面向全世界进行了一次绝佳的广告宣传，海外订单由此大增。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商业战例在浙江还有：欧元的纸币样品刚刚面市，萧山的皮革城已开始出现专装欧元的大钱包；2008年申奥成功的当晚，台州民营企业家就飞往北京，取得了为北京奥运提供花卉、盆景的合同……

　　浙江嵊州一个小小的领带产品，支撑起1000多家工厂，去年销售额突破100亿。领带协会会长韩清海发展思路非常清晰：“嵊州领带过去以量取胜，现在转为经营品牌，未来不断发掘领带的个性创意和文化内涵，将成为成世界领带之都！”小产品体现了大魄力。义乌的纽扣，温州的金属外壳打火机，绍兴的纺织品……一批批小商品漂洋过海，走进全世界的超市，谱写了“中国制造”的宏篇巨制。

　　“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浙商成功的背后，是艰辛的创业汗水。在我国最大的缝纫机生产基地飞跃集团，人们看不到宏伟的办公大楼，企业领导和员工仅在一层平房内办公，靠300元起家的董事长邱继宝现在仍住在仓库楼上。“知难而进，不断创业”这八字真言，让浙江一家家民营企业一次次“浴火重生”，不断做大做强。

　　创业环境：政府的有为和无为

　　近日，浙江省推出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办法，用于鼓励、支持商业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规模，“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为培育民企，浙江像这样的“实招”接连不断。但是，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处长谢晓波强调，“政府是‘该出手时才出手’，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干预。”

　　这位普通官员的话，诠释了一种党委、政府“有为”和“无为”的辩证法。这正是民营经济“钱江潮”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

　　“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个私经济跃上发展的快车道，得益于宽松的政策环境。上世纪九十年代，浙江提出了响彻全国的口号：“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不轻视、工作上不忽视、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群众创业的外部体制愈益顺畅，内部机制与市场愈益亲和，企业民营化、农民“老板化”蔚然成风。

　　如果说，浙江的‘无为’，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那么，不断适应经济发展需求，加强政策引导，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经济社会管理，则是浙江的“有为而治”。如制订一系列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打造“信用浙江”，改善市场经济秩序；健全法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优化创业环境。在这些方面，各级党委、政府从不“缺位”，及时为民营经济推波助澜。

　　促进产业升级，政府更是责无旁贷。浙江民营经济从点状的千家万户到块状的区域经济，产权从不清晰到清晰再到多元，从前店后厂转型到基地市场，发展方式从仿造到制造，注重研发，政府都无不起到巨大的引导作用。

　　当前，浙江民营经济面临结构性素质性矛盾，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断凸现，2004年，浙江出台《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成为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新指针。谢晓波阐释文件的基本精神，“全面推进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让浙江民营企业再上一个层次。”在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浙江省委、省政府再次举起了引导的手臂。

　　创业动力：人文精神和企业文化

　　在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到，百万浙商群体在神州大地崛起，有其细致而深刻的文化原因。浙江的人文精神和商业文化，是民营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催化剂”。

　　“办企业就要敢喝头口水。”浙江传化集团副总陈捷这样比喻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该集团的创始人徐传化，是一个对化工知识一无所知的老农民，十几年前他用一口缸、一口锅和几只水桶，再加上2000元钱，办起一个生产液体皂的家庭小作坊，最终成就了传化集团这个国内外知名的化工企业。

　　土地等农耕资源的匮乏，成就了浙江悠久的商业传统；面朝海洋的区位，培养了浙江民间的“开放意识”和“海洋视野”。在文化资源方面，浙江与传统儒家文化大相径庭的永嘉学派，竖起“讲实际、重事功”的旗帜，这种文化积淀融入到浙商的精神世界与人格禀性，让他们敢于走南闯北，倡导以利致义，勇于创新进取。忽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会涌现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和购销大军。“学习浙江经验，不能抛开浙江这种人文精神，必须激发群众的创业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浙江省发改委办公室副主任张春森再三强调。

　　浙江的人文精神，熏陶出浙江民营企业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成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那就是创新、诚信、合作。在短短的四天采访中，“占据行业技术制高点”，“劣质产品将使你我丢掉饭碗”，“质量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意识”，一家家企业的标语口号，向我们昭示了温州为什么能在全国打假之后又迅速崛起；“工作是为自己写履历”、“不能让员工致富的老板不是好老板”。从老总到员工的朴实的话语，则让我们我们感受到企业凝聚力的内核。

　　浙江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无疑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本报记者吴晓征方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