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专稿)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采访录

　　编辑手记

　　再过几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在这个日子里，我们更怀念成千上万从农村来到城市里务工的人的孩子。现在全国处于学龄阶段的流动儿童有240万到360万之多，而政府指定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有限，进不了这种学校的孩子如果上其他学校就要付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一笔负担不起的开支，也使得不少适龄儿童

被迫处于辍学的状态。

　　记者日前对南京、北京两个城市的外来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实地采访，见到了72岁高龄仍一心致力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民办外来工子弟学校校长；为孩子能上学、自己四处“飘流”打工的外来务工者；因家里交不起借读费而被迫在校门外流浪数年、十五六岁仍读小学的孩子……

　　我们希望有一天，不管在哪个城市，都不再看到失学孩子眼眸中的失落和忧伤，都不再有适龄孩子在校门外徘徊。我们希望在不远的一天，外来工子女和当地孩子毫无差异地在同一片蓝天下，一起快乐地学习、游戏。

　　李金茹：

　　没学上的日子就怕妈妈哭

　　“有人问我是谁，

　　过去我总不愿回答，

　　因为我怕城里的孩子笑话……”

　　瘦瘦的小脸，窄窄的小肩膀，10岁的李金茹长得像七八岁的孩子，然而当她给我朗诵起这首外来工子女的诗《我是谁》时，却那样声情并茂，也许诗里的描述使她想起了刚来北京没学上的日子，李金茹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打动人心的、稚嫩的忧伤。

　　小金茹现在北京一所专门接收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孩子就读的民办小学上四年级，学校初名为打工子弟小学，后经海淀区教委批准冠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在这里，李金茹结束了她没学上的日子。提起来北京上学的经历，小金茹的叙述让人感叹她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那与年龄不相称的懂事。

　　“我是东北黑龙江人，妈妈是卖肉的，父亲没有工作，常年在外打零工。在老家时，我姥爷得了重病，起不了床，脚全烂了。妈妈一天到晚在外面干活，每天回家都八九点钟了，爸爸每天为姥爷擦洗。不知怎么搞的，爸爸的手被感染了，肿得老高，从此碰不得凉水，更干不了什么活了。那时我家连白菜土豆都快买不起了，因为挣点钱全给姥爷看病买药了。可是后来姥爷还是去世了。”

　　2004年春季，小金茹记得很清楚，一天妈妈晚上9点多钟才回家，一看还有一大堆衣服没洗，就坐在那里洗衣服，洗着洗着就晕倒了。醒来后，妈妈对爸爸说：“现在全家一个月连400元都挣不到，这样下去怎么行？我大哥去北京好几年了，咱们干脆也到北京闯一闯吧。”

　　就这样，小金茹跟着爸妈来到北京，妈妈在金茹大舅的帮助下，在北京郊区开了个小饭馆，经营早点小吃，并在附近租了间小房子，一个月租金200元。每天妈妈去小饭馆，爸爸手有病也每天出去找活。小金茹说爸爸常说的话是“干不了用手的活，就用肩扛呗，能挣一点是一点。”

　　小金茹在老家时上的是公办小学三年级，到北京后，爸妈把生活安顿好后，头等大事就是为她找学校。妈妈去小饭馆附近的一所公办小学一打听，外来工子女一学期要交2500元。后来，妈妈又打听到离家稍远点还有一所小学可以收外来工子女入学，不收借读费。第二天，妈妈兴冲冲地赶到学校，结果被告之学校招收外来工子女的名额已满。小金茹回忆说：“他们说如果要上也行，但要交2000元的助学资金,我们家连吃饭的钱都困难，哪拿得出这么多钱呀，妈妈只好失望地回来了。”

　　没学上的日子里，妈妈很焦急，而小金茹着急之外还有一层担心：担心一旦有学上了，自己考试却考不上。这一点担忧她没跟妈妈说，而是自己拼命看书自学。她说：“我真怕妈妈找到学校后，让我考试我却没考上，我妈再哭可怎么办。”那时，父母白天打工干活很晚才睡觉，早上起得也较晚，小金茹则每天六七点就起床，起来后自己洗脸漱口，然后就拿着从东北带来的小学三年级语文、数学、英语课本自学。

　　中午时候，爸妈在外面干活回不来，小金茹就自己在家泡方便面吃。平时妈妈常嘱咐她没学上就在家呆着好好看书，别乱跑。小金茹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常想着妈妈对她说过的一句话：“孩子，要是再把你丢了，你爸妈可咋活啊！”虽然正是爱玩的年龄，她也从不出门和小朋友一起玩，她说：“我一看书就把什么烦心的事都忘了，一点也不觉得闷得慌。”小金茹说她最喜欢看写人物的作文书，看起来特别入迷。为了能通过入学考试，她每天都要自学五六个小时的三年级课本，还要背英语单词。

　　一天小金茹出去玩了一小会儿，当她回家时，在门口听见妈妈在屋里哭，边哭边对爸爸说：“孩子的学校到现在还没找着，可咋办啊？一看见她拿着书本自己学，我心里就像刀扎一样，孩子这么爱学习，我们可不能耽误她的前程呀！”那天，小金茹没敢进屋，在门口坐了好长时间。她在想：“什么时候能找到学校呢？如果明天我就能上学多好啊！那妈妈就不会老哭了。”

　　祝玲：

　　外来工子弟学校像“游牧部落”

　　祝玲是南京市建邺区河南村外来工子弟学校校长。见到她时，只见她穿一件大红的羽绒服，里面是件粉色毛衣，满头浓密的黑发，说话干脆利落，思维敏捷，走路步履匆匆。从外表看她一点也不像个年过古稀的人，有位年轻记者在文章中把她写成“55岁”，她看了一阵开心大笑：“我要是还是55岁就好了！”实际上，这位童心未泯的小学高级教师，已经72岁了。

　　说起办外来工子弟学校，祝玲说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固定校舍，一方面因为城市扩建，这所位于南京市城乡接合部的民办小学为让路而不得不频繁搬家；另一方面学生随着父母工作的流动而不断流动，学校则随生源的聚集地而选址建校。建校6年来学校已搬过4次家，祝玲由此形象地把学校比作都市中的“游牧部落”。

　　说起社会各界对外来工子弟小学的捐助，祝玲如数家珍：“我们学校虽然条件简陋，但音乐室、阅览室等设备一应俱全，有市、区教育局奖励我们的钢琴、电脑等教学设备，还有市爱德基金会及各界人士的很多捐助，没有这些社会力量帮助，学校就走不到今天。”

　　祝玲的办学思路是让孩子“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她说：“我们要让孩子们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同时，还要接受社会学的教育。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外来工子弟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社会上好多好心人在关心着我们，我们有权利得到别人的关心，以后也有义务去关心别人。”她自豪地告诉我说，印度洋发生海啸时，孩子们自觉地省出自己的零花钱捐助灾区，虽然有的只有几角钱，但体现了这些来自贫困家庭孩子们的内在品质。

　　在祝玲的内心，她对教育公平有着一种深刻的认识。她说这种公平不仅体现在接受教育的权利上，而且还体现在老师一言一行的具体细节上。在她这个小学，有个学前班的孩子是本校职工的孩子，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很多老师看到后都爱抱一抱或亲一亲她。但祝玲不这样，每回她要是抱了这个孩子，就把全班30名小朋友挨个都抱一遍，要不然就都不抱。她说：“你抱了这个孩子，不抱别的孩子，他们就会感到自己不如别人。因为一个班有30多个小朋友，如果只对其中一两个好，别的孩子就会感情上受伤害，我要让每个孩子感到祝奶奶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祝玲说，她最感欣慰的事是看到外来工子女和公办学校的孩子一起开大会上台发言时，外来工孩子们的发言一点都不差，有时甚至更精彩。“每当这时候，都是最让我高兴的。”

　　祝玲有两个别称：一个是“祝老太”，另一个是“祝希捐”。“祝老太”是她的自称，也是和她熟悉的人对她的昵称。50多年的从教生涯，使她一直保持着一颗童心、一种乐观精神。1988年她从小学教师岗位上退下来后，又走马上任成了南京市委学校部专门负责少先队基础建设工作的辅导员，一干就是12年。当2000年南京市建邺区教委建立外来工子弟学校缺人手时，她又以67岁的高龄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校长，也就是这第三春的耕耘，使她有了“祝希捐”的称号。

　　“这个称号其实是孩子们对我开玩笑说的，他们说我是为希望工程捐款的热心人，如对南京郊区、河南大别山、外来工子弟学校等希望工程的捐助。”祝玲笑着解释说：“其实我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更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外来工子弟，为他们捐款，能让更多的外来工子弟有学上、有书念，这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李成玲：

　　上学比跟爸爸卖水果好多了

　　在北京海滨区行知实验学校的课堂上，学生们正在上美术课。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坐着一位课桌椅对她来说显得小了点的女生，她有着大大的黑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长得很漂亮。按年龄说，她该上高中了，然而现在的她仍坐在小学六年级的教室里。

　　16岁的李成玲来自安徽省，2000年她随父母来到北京。父母开了个小卖店，卖些水果蔬菜，因为没钱租房子，小店里堆满了货物，白天爸爸挑着东西出门卖货，晚上全家就睡在小店里。刚来北京时，成玲的爸爸给她找了好几个学校，但天文数字般的借读费把他吓住了。

　　那时成玲才十一二岁，小小年纪上不了学，整天没事干，就跟着爸爸在马路边上卖水果。李成玲说：“我爸卖东西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也没上学，我在安徽老家上到三年级时来北京的，本来以为可以接着上四年级了，没想到有两年多时间都没找着学上。”李成玲跟着爸爸卖货时，常有邻居或不认识的路人夸她长得可爱，并对她爸爸说，这孩子不上学多可惜呀，不能耽误她的前程，还是赶紧给她找个学校吧。爸爸心里其实也很着急，但上哪儿找去呢？家里实在出不起成百上千元的借读费或赞助费。直到2002年，听一位老乡介绍有个外来工子弟学校，可以不收借读费和赞助费，只交学杂费就行。这样，李成玲和弟弟才上了学。

　　来学校的第一天，李成玲见到校园里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感到特别亲切，两年多没进校园的门了，又能和同学在一起学习、玩耍，她感觉特别开心，她发自内心地说：“和同学在一起比跟着爸爸卖东西好多了！”由于落下的功课太多，她只好从三年级重新读起。

　　如今已渐渐长大的李成玲和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同学坐在一起时，心里常常对自己没学上的两年多时间感到可惜。但即使现在坐在教室里，她也不知自己这个学到底能上多久，虽然每学期不用交借读费或赞助费，但几百元的学费，对家里来说仍是个不小的负担。去年因为家里没钱，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已经退了学，帮助父亲卖货。李成玲忧心忡忡地说：“我爸对我说‘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学，你弟弟下来了，你要接着好好念。’我有信心考大学，但担心到那时家里供不起我。”

　　对于上不了学怎么办？李成玲心里也有了打算，她说只要初中一毕业，如果上不了高中，她就去参军。她从小就十分羡慕那些穿着军装的女兵，觉得特别精神，而且到部队后也就不用为吃穿发愁了。但现在还不行，“因为没知识没文化，什么也干不了。”她说。

　　沈德义：

　　孩子只要有学上就好

　　三月的一个傍晚，夕阳染红了天边，南京郊区的河南村外来工子弟小学内，沈鑫背着书包正要回家，我提出想去他家看看，他一口答应了。“我家就在学校旁边，走几分钟就到了。”一出校门，沈鑫连蹦带跳地走在前面，我紧跟着他一个劲儿小跑。沿着学校左手边一条小胡同走到头，再拐过一个小弯，就看见一座楼梯建在外面的灰色两层小楼，由于刚下过雨，楼上的污水顺着水泥剥落的墙面不住地流淌。

　　父亲沈德义37岁，是苏北眙盱县农民，原是村镇企业的电工，因企业倒闭5年前来南京到处打零工。沈德义对我说，刚来时，他没把沈鑫带来，由在老家的爷爷奶奶照看孙子。但随着孩子长大，农村的老人越来越管不了他。“这孩子特别淘气，不听爷爷奶奶的话，没办法就把他接来了。本来想在这儿给他找个学校，但一学期除了学杂费外，还要收好几百元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我打零工一个月也就千八百元，除去吃穿住的必要开支，哪还有钱再交借读费，只好不让他上学了。”回忆起当初上不了学的无奈，沈德义叹了一口气。

　　把沈鑫接来后，由于没学上，沈鑫一天到晚在外面乱跑，沈德义和妻子都很不放心。他也曾到不少学校打听过，但公办的学校基本都要收借读费或赞助费，不收借读费的公办学校不是名额已满，就是路途太远不方便。他并不怕找工作的艰辛和干活的苦累，惟一的希望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为儿子找一家上得起的学校。把儿子从苏北农村接来后，儿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是他的心病。眼看儿子满世界乱跑，他实在心焦。

　　后来，沈德义打听到南京建邺区的河南村外来工子弟学校是不收借读费的，就为儿子报了名。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沈德义还在学校附近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了间小屋，把家搬了过来。他说：“这个学校每学期只收485元的学费，其它钱都不用交。我在哪打工都无所谓，只要孩子有学上，我外出打工也就放心了。”

　　沈德义对儿子现在的学校挺满意。他说，这所学校虽然是民办的，但比原来老家学校的教学质量高，老师对学生都很关心，经常主动和家长沟通，指出孩子学习上的问题。看得出来沈鑫自己也很爱在这里上学，每天放学后回家就先做作业，这让沈德义感到很放心。

　　初中毕业的沈德义对孩子寄予很大期望，他说现在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不管眼下生活有多难，也要支持儿子学习。“只要他有本事考上大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念下去。”

　　李云：

　　家里借钱也要供我上学

　　15岁的李云现在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上五年级，她给我的印象是性格文静，不爱说话。就像所有的花季少女一样，她也很爱美，头上粉色的大蝴蝶结显示着她对美的追求；她也有很多梦想，而现在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大学就是她的最大愿望。

　　李云的家在河南农村，我问她父母在北京做什么工作，她说：“妈妈是跑货的，爸爸是收废品的。”

　　李云和父母全家五口2000年来到北京，那时她正上小学四年级。李云说：“到北京后，我妈给我找过不少学校，但有收借读生的学校名额都满了，不收了。有名额的学校要交好几千、甚至上万元赞助费，我家根本出不起。没办法我就在家呆了一年，什么学也没上，就天天帮妈妈洗衣服、做家务。”

　　李云不爱说话，她内心的感受却很多。她说外地人在北京也有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说刚来北京没学上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个同龄的北京女孩，两个人在一起玩得挺好。有一次，那女孩问她是北京的还是外地的，她说她不是北京人，是河南农村的。“后来，那个女孩就不和我玩了。”说到这儿，李云声音变得很小，事情过去了，但提起来仍很让她伤心。

　　李云说她那时特别想上学，但因为家里没钱，她只好每天看着邻居家的孩子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心里很羡慕他们。2001年，李云终于找到了现在就读的这家专门接收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的民办学校，在这里，她不用交借读费或赞助费，每学期只交380元的学杂费。在河南时，她上的是四年级，由于两地教育水平不一样，李云又有一年没上学，入学考试时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虽然她被分到三年级重读，但能重新坐在教室里，已经使她很开心了。

　　李云说她最喜欢的课是英语和数学，每次考试都能在班里前3名。有学上了，她性格也开朗起来。她不爱说话，却很爱唱歌，尤其喜欢赵薇的歌。有时在家里看见电视里唱，她就跟着唱，她一唱，她妈妈看见了，也跟着哼唱。虽然日子依旧艰难，但李云上了学后，家里的笑声多了，欢乐多了。

　　李云还有两个哥哥，一个20岁，一个18岁，都在北京打零工。她说：“我大哥也喜欢学习，不过家里太穷了，交不起学费，在老家他上到初二就只好不上了，我妈说打零工还能挣点钱帮家里。大哥平时很爱看书，他老看我的作文书，还喜欢书法，没事就练字。”李云知道家里生活困难，父母和哥哥都在拼命打工挣钱，即使每学期只交三四百元的学费，对家里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她说：“我妈常对我说，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上学，每学期的学杂费家里有就给我交，家里没有时借钱也给我交，她让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生活就会好了。”

　　当我问李云喜欢不喜欢北京的生活时，她说来北京4年多了，没在北京看过一场电影，也不知道北京哪儿最好玩，因为她“每天除了学校就是家，在北京没去过别的什么地方”。然而，说起学校来，李云笑了，她说同学们也都是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大家相处得很好，老师讲课很有耐心，对他们生活上也很关心，天冷了还提醒他们多穿衣服。“而且，北京吃得也比老家好，在老家天天吃炒咸菜，在北京有时也能吃到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