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余均是个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警察，执法人员，他对法律规定应该了然于胸，知道“罪刑相当”的法律基本原理。那么，即便是他真的参与了当年对佘祥林的刑讯逼供，按照法律，至少他应该十分明白罪不至死（况且他当年是排在办案组的末位，未必起关键作用）；而且，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调查程序，他所有的“压力”和“冤枉”都可以在接下来的法律调查中求得答案。但是，他不愿等到那一天。
佘祥林含冤坐牢11年，但是毕竟没有鲜活生命的夭折。但潘余均没有坚持，他选择了逃避。 那么，一个执法者为什么反而不相信法律会洗清他自己认为的“冤枉”呢？这才是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分两个方面看，一是在立法层面，法律规定中的某些空白无法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全面保护，一些可能受到的侵害还处在法律规定的“真空地带”，比如在一个人进入司法调查程序被询问时，缺乏律师在场、全程录音录像等等十分有效的权利保障措施，导致刑讯逼供等现象的出现；二是在执法阶段，因为各种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现有法律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比如早就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这样的规定在现实中被屡屡违反。
立法空白和违法执法，对外人来说，或许“无知者无畏”，但对一个执法人员，耳濡目染，他对某些地方存在的弊端或许有更多的了解，这些弊端甚至更易摧毁他心中的信念。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某个不治之症的了解越多，或许会使他对未来的医疗失去信心。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个案的依法处理，都是在推动着中国的法治进程。但是如果用一个错案来纠正另一个错案，那就是法制进程的倒退，这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而避免“以错纠错”的悲剧，路径只有一个：依法办事。(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