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报金言：位卑言轻

　　王长明

　　背景事件：据《南国早报》5月27日报道，“我认为在座医院的医疗费用都可以降下来，你要说不行，我跟你换个位置，我就能行。”这是5月26日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在第八届全国大型医院院长高级研修班上，对在座的院长们的一段讲话。

　　副部长先生如是说，的确反映出政府在降低医疗费用问题上的恳切和焦急的心态。但是真要卫生部副部长去当医院院长，就一定能把医疗费用降下来吗？除非他当的是相当于副部长级的院长，并且还具有相当于副部长的权力。

　　有资料显示，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国家卫生费用投入只占世界卫生总支出的1％。而国家之所以给医院“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政策，也正是基于此的一种妥协。我国提出医药分家已有十一年，为什么步履维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政府命令，没有政府投入。

　　我国药厂大多生产仿制药，独创药极少，自主研发新药的能力差，只好在老产品的改头换面及广告投入、市场营销等方面大做文章，人为抬高药价。为了进医院、进药店，不惜以高回扣为诱饵。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费用最终要摊到药价上，由患者来承担。

　　在我国每个城市或地区都会有一两家硬件相对完善，实力相对雄厚的公立大型医院，同时还会有一家大型的国有医药公司。这两者在当地的药品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他们的负责人往往又是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委任的，或者是直接由卫生主管部门的官员担任。所以不久前卫生部长高强也坦承，尽管药价涨了几十倍，但仍然没有超过政府最高限价，原因就是政府定价太高。

　　有效地“医治”药价虚高，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国家医疗投入、药价形成机制、药价管理体制，这显然不是靠院长个人良知就能够改变的。要真正把医疗费用降下来，需要从机制构建和体制创新上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并不折不扣地去落实，而不是自己越俎代庖去医院当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