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周刊头条：谁导演了地域歧视

　　原定于5月23日开庭审理的河南人地域歧视案，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推迟。

　　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要追溯到两个多月前———今年3月8日，深圳市龙岗警方在辖区怡丰路上悬挂“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的大横幅，当即引起了广泛争议。

　　4月15日，河南籍公民任诚宇和李东照以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的行为侵害了二人名誉权为由，将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龙新派出所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经慎重研究后，正式受理这起地域歧视案。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就此诞生。

　　今年5月2日，深圳市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对龙新派出所社区民警悬挂错误横幅一事的查处情况。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发言人对龙新派出所社区民警悬挂带有地域歧视的横幅给河南人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当事民警被停职并受纪律处分。

　　近年来，针对河南等经济欠发达人口大省的地域歧视时有发生。但此次影响巨大的地域歧视行为居然爆发于移民城市深圳，而且是警方导演，足以说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这一新型社会问题的内在成因何在？如何有效应对？已成各界关注的焦点。

　　当歧视从民间走向公权

　　此事尽管发生在深圳，但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也引发很大震动，社会各界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一致要求维护河南人在外地包括深圳的整体形象，要求客观公正地对待、评价河南人。

　　今年4月25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每当听到媒体报道河南的外出务工人员受到欺辱和歧视，他便非常痛心，希望媒体对河南做客观公正的报道。

　　不但在历史上，就是在当代，河南也出了不少时代楷模，比如焦裕禄、史来贺、任长霞、常香玉、李学生。眼下，河南1400多万外出打工的农民，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他们在当地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越来越多的地方给予了河南劳动者应有的地位，河南人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徐光春也希望，走出河南的劳动者，今后更应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靠知识、靠本领、靠勤劳、靠诚信致富，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别人轻视。

　　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处吕志华处长说，目前，河南省一年转移农村劳动力达840余万人，光是输送到广东的就达200万人。这些河南人用自己的辛苦劳动为广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每年广东省政府都对一些优秀河南打工者进行表彰，极个别人是不能代表“河南人”这几个字的。

　　有专家认为，如果地域歧视仅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于“民间”，就还只是一种不健康、不公正的舆论倾向和文化现象，但一旦有行政、司法、传媒等公共权力涉嫌歧视，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涉嫌歧视的行为主体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而且其行为也会因为违背公正原则而受到舆论的谴责。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非歧视政策是一切公权力必须恪守的底线，因为在力量强弱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公权力的任何歧视倾向，都可能给被歧视群体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潜在威胁。这也正是近年来各种原有的歧视性政策受到广泛批评的原因。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趋现代化和多元化，对公权力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约束也将不期而至，至少通过“横幅事件”，深圳警方对此已经有了切实的感受。

　　地域歧视幕后推手

　　事实上，民间对河南人的歧视早已有之，如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西北等省，许多年前就不约而同地有着找对象不找河南人的说法。

　　学界一个共识是，河南人是生态灾难的受害者。剖析开封这个城市就能说清这个问题。

　　今天的开封，黄河从比开封城高出13米多的河道流过。黄河高，开封低，顶得地下的盐碱“刷刷”往上冒。在开封，没有正式职业的人有1/3靠盐碱为生。

　　开封人建一座城，黄河就毁它一次，再建再毁，开封城就于元太宗六年、明洪武二十年、建文元年、永乐八年、天顺五年、崇祯十五年、道光二十一年7次被淹。

　　现在的开封地下，从下至上依次是汉唐文化层、北宋文化层、金元文化层、明代文化层、崇祯年间淹的一层、清代文化层……每一层都有着一层难民们的尸骨，每一层都是一层难民们曾经的家园……

　　但也有人认为，对于河南人的地域歧视，从深层次上来讲，固然源于文化差异和生态灾难，但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日益趋同的社会里，这种地域歧视不仅没有消失或减弱，相反却有蔓延与恶化的倾向。这本身就说明，其背后一定还存在其它发挥作用的因素。

　　信息的传播可能会形成“第三方压力”，这为地域歧视的弥散推波助澜。很多对河南人抱有成见的人，也许并没有接触过河南人，更谈不上了解河南人，但大量有关河南人的负面信息，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的观念与印象，甚至连那些原本没有歧视意愿的人，也在潜移默化中选择了歧视。

　　比如，2000年12月初，有媒体播出在广州市场上查出河南原阳大米掺有矿物油的消息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原阳大米有毒”的消息便传遍全国，使原阳大米这个素有“中华第一米”之称的河南名牌惨遭重创，也给原阳大米市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然而，7天后，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权威检测发现，原阳大米清白无辜，“从原阳销售到广州的毒米并非产自原阳”。

　　作为全国黄花菜主要产地之一的平舆县，每年种植面积达两万多亩，平均亩产鲜菜2000公斤或干菜200公斤，主要销往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成都等大城市，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2004年3月15日，沈阳发现了24.5吨有毒黄花菜，随后卫生部向全国各主要产地发出了禁止使用焦亚硫酸钠加工黄花菜的通知。此举一出，一些新闻媒体把目光投向平舆，继而导致平舆黄花菜大面积滞销，菜农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然而，55天后，卫生部再次发出通告，证实平舆黄花菜并没有毒，平舆黄花菜虽然洗清了不白之冤，但菜农们的损失却无从赔付。

　　而2004年10月初，“豫花”牌面粉在湖北受伤害的原因更加离奇：执法部门弄错了国家质量标准，引发媒体大肆炒作。

　　所以，面对地域歧视，歧视的主体和客体都应该保持理性，而作为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大众媒体及其从业者，更应该时刻保持客观、全面、公正。

　　消除歧视任重道远

　　其实，在剧烈转型的当代社会，人们在工作、学习、求职等方面还有更多的社会歧视（性别、年龄、身高、户口等）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明明可以感觉到它的坚硬度，甚至会有人因此碰得头破血流。这种隐形的“社会歧视”，社会学界将其形象地称为“玻璃天花板”。

　　遗憾的是，我们现行的制度安排并没有提供消除歧视的有力途径。在全国首例地域歧视案中，深圳龙岗警方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宪法》中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但要把它解释成“禁止对公民进行身份歧视”，似乎有些勉强。此外，《宪法》只在“信仰自由”一条中提及，“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其他再无“禁止歧视”的明文规定。退一步讲，单凭《宪法》来完成消除歧视的任务，也是远远不够的。

　　除《宪法》之外，在国家其他法律的层面上，目前我们也还没有“禁止歧视公民”的专门立法。由于无法可依，行政、司法等政府部门没有得到“消除歧视”方面的法律授权，相关的职权与责任都不清楚。因此，一旦公民受到歧视，即使政府部门愿意出面主持正义，也面临着不可逾越的“制度鸿沟”。只有靠一方主动让步，或者双方协商“私了”，否则，社会歧视的受害人很难求助于行政和司法救济。这样一来，近几年不时出现的“考公务员受歧视”、“入学受歧视”、“找工作受歧视”等报道后来都泥牛入海的原因，就很好解释。

　　地域歧视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对某一地域的人一概而论，而对该地域与其他地域的人则区别对待。地域歧视与公平正义及和谐社会背道而驰，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以上原因说明，地域歧视不会自动消除。要真正化解地域歧视，必须依靠理性和法律。对于歧视者来说，需要有理性的头脑，更需要懂得尊重别人；对于被歧视者来说，既要深刻反省，又要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这也佐证了宽容的心胸、全面的眼光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

　　不可否认，地域歧视在一定范围内，且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着，但地域歧视会制造地区隔膜，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值得我们下气力寻求破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