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子女撰文纪念其实事求是与创造性探索的一生

　　中新网6月1日电最新一期的《求是》杂志刊登陈云子女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等人联合撰写的文章，回忆了陈云生前的一些事迹，学习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文章全文如下：

　　今年是我们的父亲陈云诞生100周年。他虽然已经去世10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仍然长久地震撼着我们，长时间影响着我们对人生的选择和价值判断。作为他的子女，我们虽然

和他长期生活在一起，但对他的思想，对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是在不断观察学习和思考中逐渐领悟的，是透过我们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体验来逐步理解的。对他认识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大。

　　父亲去世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很高的评价。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

　　父亲一生的经历艰难而丰富，以我们的水平和经验很难对他有一个完全准确的认识。当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顽强的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长期工作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他告诉我们，对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同志。1933年，他与毛泽东同志刚相识时，对毛泽东同志并不了解，但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前后，父亲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精神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对毛泽东同志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费尽心血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精神非常佩服，认为毛泽东同志“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延安时期，父亲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与毛泽东同志共事的时间越长，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的理解越准确深刻，并深深被毛泽东同志身上焕发出的那种探索与奋斗精神所鼓舞。他曾对我们讲，他在延安利用养病的时间反复阅读了毛主席的全部文电，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所有著作，思考很久后，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毛主席想问题做事情的根本思想。那时，毛泽东同志在与他三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他学习哲学，他照着去做了，终身受益。

　　从那时起，父亲逐步表现出彻底的实事求是和创造性的探索精神。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一个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长期坚持调查研究。他曾反复对我们讲过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基础，领导机关制定政策，一定要拿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只有从现状表面入手，深入进去弄清真实情况，才能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研究贵在深入、翔实和缜密；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形成对情况的整体把握；要请基层了解情况的同志把情况谈透，从无数细节中发现问题，认识发展趋势与规律，挖掘基层干部群众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尽管他主管工作的范围非常宽，但是始终坚持亲自调查研究，亲自写总结报告。他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期，中央决定中组部的工作要由过去面向延安转为面向全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并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的问题。当时各个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中组部对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掌握不够。为此，他用了大量时间披阅和听取各个地区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以及地委书记、副书记的报告。在此期间，他曾与组织部的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农村调查的方法，陆陆续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华北地区基层情况进行调查，先后邀请了华北6个不同区域的9个乡党支部书记来延安谈基层情况，每个乡的情况都谈了3天3夜，留下了9份详细的社会调查报告。这样的调查方法，使他对各个地区，包括远离延安、交通很不方便的地区以及敌占区的基层情况，心里都有了底数。在此基础上，他亲笔撰写了给中央的报告，并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阐述发动群众、巩固基层党组织、开展敌后工作的意见。他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把调查研究掌握的情况和以往丰富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改革组织工作方法，制定了比较正确而完整的政策，使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更加活跃并且是因地制宜地发展起来。7年之后，全国党员的数量从3万发展到121万。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适应年龄与身体情况的变化，他把自己主管和关注的工作，收缩到精力与体力允许的、他认为最必要的范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对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亲笔起草报告、讲话或亲自提出提纲，待秘书成稿后由他逐字逐句修改推敲；坚持对未经调查研究、心中没有底数的事情，不提出决策性的意见、建议。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二个原因是由于他认真听取内行、专家和当事人的意见。我们亲眼看到，1979年5月到6月，已74岁高龄的父亲受中央委托，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对上海宝钢问题进行研究。当时围绕宝钢建设，有各种不同意见。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前多年主持全国经济工作，对钢铁行业也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但他不愿轻易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他先请薄一波同志召开座谈会，听取搞过钢铁工作的同志的看法，在北京又仔细研究了中央7个部委有关宝钢建设的意见。之后，他带着问题到上海，听取上海市和市冶金局领导同志以及上海一、三、五钢厂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的意见，并与他们进行讨论。他还派秘书到宝钢工地的现场找工程指挥部的同志了解情况，并亲自与宝钢的领导同志深入探讨问题。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还非常注意收集钢铁工业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做法的材料。最后，他再一次听取了冶金部领导班子的意见。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通过不断交换意见，他的看法有过三次反复，认识越来越深入完整。最后，在6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宝钢问题的8点意见，认为这是一个特大项目，事关全局，虽然上马仓促了，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即使困难，也要下干到底的决心，各个部要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办好。他还提出，冶金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主张全国的冶金专家都要参加讨论，都要参与、过问、接触、关心这件事，而且应该不止一次；要在宝钢建设和持续论证过程中，培养我们自己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他的意见获得了大家的支持，而且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宝钢问题有了结论之后，他由于过度疲劳，生了一场大病。在回忆对宝钢问题的决策过程时，他对我们讲过，对有争论的重大问题，要集中精力去研究；大的决策不能太快，要慎之又慎，决策过粗过快容易失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很难弥补；要保证决策不失误、少失误，就要拿出时间，让专家、内行和当事人围绕中心议题，放开思路发表意见，要有几个方案拿出来做比较。正确的观点是在争论中产生的，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三个原因是他能够认真听取反面意见。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对我们讲过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并对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方面的做法做过比较。他通读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文选》，发现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的7年里，一直模范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列宁的领导下，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民主气氛很浓，各种不同意见和反面意见都可以直率地提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一再提倡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他认为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上，这是提高决策水平、提高组织能力、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最有效的办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主持的研究重要问题的会议上，总是请持各种有代表性意见的同志把意见完全摆出来，让大家尽情发言。讨论持续了三四天之后，他把大家的思想综合概括成几条，写在一张纸上，再请大家逐条发表意见。他从来不给别人扣帽子，在他做最终的结论性意见时，对各种意见，包括一些极端的意见，都仔细推敲，以找出最符合客观事物本质的正确意见。

　　父亲认为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促使自己思考问题。有时如果没有不同意见，他也要自己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批驳。他在主持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有一位副部长对一项重要政策坚持提出反面意见，为此大家辩论了三天，最后终于统一了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研究人员对一个典型进行深入调查后，对中央关于一项决定的部分政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真阅读了他们写的报告后，指出：已经决定的政策要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变动。但是，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少数派要保护好，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非常重视，要给他们必要的经费和时间到基层去调查研究，鼓励他们不断向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出意见，以保证中央能经常听到不同声音，对重大政策、决策的效果进行追踪、研究。

　　父亲常说，能听到不同声音不是坏事，这与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鸦雀无声，反而大事不妙。他还说，要让来开会和谈话的同志感到我这里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他认为，一个人有时免不了说错话，一点错话不说是做不到的。不怕讲错话，就怕别人不说话，党内一定要坚持民主生活、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在讲民主的同时又必须有集中。要做到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他还曾多次表示，应该采取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同志犯错误的问题，对由于认识不全面而讲过错话、发表过错误意见的同志，只要他们检讨了，在工作中纠正了就可以了，不要扭住不放。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四个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原则，能顶得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常常感慨地对我们讲，坚持正确的意见时要有一个“硬脑壳”，不能计较个人得失。父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顽强奋斗的一生，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不愿意随波逐流。他认为，领导者在处理问题、提出意见和观点时，要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毫无个人主义。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就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抵得上十万军队、百万军队，是一种无穷的力量。为此，他早在延安时期，就在学习哲学时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观点。建国以后，他曾多次因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观点不被别人理解，而成为少数派，也曾因为一些重要的政治意见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批判。1962年，为了度过国民经济的困难，经过慎重的调查和长时间的思考，在与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后，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分田到户”的办法。当时他已经知道毛主席明确表示过不赞成这种做法，但是他思来想去，觉得既然找到了解决缺粮问题的具体办法，还是应该尽快向中央提出。后来，他和邓子恢、田家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虽然他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知道，党内提出“错误观点”的人中职务最高的是他。1977年，尚在家中赋闲的父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要求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重新让邓小平同志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认为到天安门去的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认为邓小平同志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为此，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到我们家里来与他谈话至深夜，提出要求他收回这两条意见，并表示如果收回，可以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他的书面发言。他当即表示不同意收回，如果要删去这两条意见，宁可在简报上“开天窗”。

　　父亲曾对我们讲过，“不唯上”并不是不要听上级领导的话，“不唯书”也不是不读书报和文件，重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最靠得住的，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他曾对我们讲，他要求自己提出的重要观点和做出的重要决策，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放在一百年以后看，到那时看也应该是仍然站得住的。父亲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还表现在他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表现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旗帜鲜明地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中央的领导权威；表现在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有话讲在当面、讲在会上，不搞自由主义。

　　父亲能做到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第五个原因是他坚持学习，坚持读书，长期读报，日积月累。在家里，他要求我们从青少年时期就逐步养成读报读书的习惯。他说几十年的报纸读下来，就会积累很多历史知识，更加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父亲只有高小文化程度，但他长期坚持阅读学习和思考问题，这是工作能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之一。延安时期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更加适应工作要求，他在中央组织部内组织学习小组，坚持了5年读书学习和讨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人民日报》、《红旗》和《求是》，以及《参考消息》和《参考资料》，坚持每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世界知识手册》是他多年身边必备的工具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只身一人下放到江西，带了三个箱子，装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在以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这些书是他的精神伴侣。他逐篇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和《毛泽东选集》之后，又带着思考已久的问题精读了一遍《列宁选集》。日积月累的勤奋研读使他能够很敏锐地从经济与政治的角度纵观历史，认识世界。这为他坚持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提供了深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开阔的视野，使他在自己关注的领域、关注的题目上能够跨历史时期、跨社会制度、跨不同国家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粮食问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在研究了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东北时期使用的方法，比较了德国和苏联使用过的方法基础上提出的。1973年，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周恩来同志请他出来协助抓经济工作和外贸问题。他从调查研究国际金融与贸易问题入手，提出题目，请人民银行和当时的外贸部协助收集美、日、英、西德、法各国在金融和贸易领域十个方面的重要材料，收集他长期关注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领域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学者的主要意见、观点，供研究使用。随后，他不顾当时“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压力，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性的眼光，提出我国的对外贸易75%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已是大势所趋，要敢于和善于利用外资、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利用国际市场的商品交易所。

　　父亲彻底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创造性探索还表现在，为了防止被以往经验和老框框所束缚，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直至90年代初期，多次以开放的态度讲过，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情况越来越复杂，过去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要有改变。做经济工作要高度重视经济统计问题，要善于把握总体情况和总的趋势，要努力研究新情况、学习新东西，不断探索解决新问题。

　　在他身上，实事求是和创造性探索常常紧密结合在一起。1982年他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时，吸取了黄克诚同志的思想，用“笼子”和“鸟”的关系形容国家宏观计划控制和放开市场的关系。他们的这个想法，是从当时经济秩序混乱、经济犯罪率增长很快这个客观事实出发所作的思考——正是计划经济的不足，才导致引入市场经济，活跃的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增长，也因它的不足带来了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党对运用市场机制的经验还不足，还需要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停止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要有办法有效地减少混乱和犯罪。新的方法不可能凭空设想，只能根据现实情况，对原有方法进行改造和提高，并不断创造新的办法。关于“笼子与鸟”观点的最初创意，是要用一种直观形象的方法来描述一个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这与父亲几年前对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方式在经济整体发展过程中的比例不一定是“此消彼长”，而很可能是相应地增加和发展的思考方向是一致的。阐述这一观点时，他还特别说明这个“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这个被西方学者称为“鸟笼经济”的思想，曾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和争论，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更被广泛重视和研究。今天父亲虽然去世已10年，已看不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在21世纪蓬勃发展的情况，但是他从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提出的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将会不断引发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思考。

　　我们非常幸运，能与父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近距离观察他，可以和他谈话，交换思想，可以亲身体验和感受他。他是慈爱的父亲、睿智的父亲、严格的父亲。他和所有的父亲一样，关心每一个孩子，希望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成长起来。他给我们指导，也给我们宽松的环境，让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与成功中取得经验，锻炼自立于社会的能力。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他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想，父亲是为人民而生的，为祖国而生的，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深感自豪，他的思想和精神将激励我们紧紧跟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