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2150年祭

　　5月28日，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的大型活动在陕西韩城举行，当日韩城万人空巷……

　　司马迁受过宫刑，胡须应该会脱落，但在徐村，家家户户供奉的司马迁画像上，村里人都把胡须给他加上了。

　　一个坚守名节的“士”，一个为真实而受难的写史者。敢问当今天下，谁人能及司马？

　　5月28日，陕西韩城司马祠。

　　震天的锣鼓从司马古道上传来，黄红两色的龙凤旗排列在通往司马祠的台阶上。上午9时，一场名为“风追司马”的 大型纪念活动在韩城司马祠展开，以此纪念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

　　这是韩城自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60余家媒体齐聚韩城。整个韩城万人空巷，人们都聚集到司马祠观 看这场盛会。虽然主办方只放行300名群众进入会场，但司马祠附近仍然围满了人，附近山头上也有人在观看。

　　喧嚣的纪念活动持续了4个小时。会后，人们逐渐散去，司马祠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第二天清晨，韩城下起了小雨。建在黄河边一座小山上的司马祠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雨雾之中。

　　“平时这里很少有人来参观。昨天搞活动才来了那么多人。”司马祠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司马迁的衣冠冢就建在司马祠的最高处。走上99级台阶，记者见到了这座由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建的墓。斯人已逝 ，芳草萋萋。墓顶上的5棵松树种植于清代，见证了两百多年来的冷清和寂寞。司马迁用肉体和生命捍卫了历史的真实，却受 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打击。为他修建衣冠冢的，竟然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元世祖。而这一天，距离他逝世已经1600多年。

　　历史缺乏完整记载

　　司马迁出生于陕西龙门(今韩城境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曹伟向记者介绍说，《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 之洲”的美丽故事就发生在龙门附近。

　　司马迁在龙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10岁时，他随父亲司马谈来到京城长安求学。他有幸师从两位博学名士：一位是 孔子的十二世孙，经学大师孔安国；一位是曾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十年寒窗苦读之后，司马迁从20岁开始，踏上了万里行程。东到大海，西到山西，北到长城，南到潇湘，他的足迹 遍布全国各地。他到过涿鹿，勘察了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他到过淮阴，寻访了韩信年少时的事迹；他到过沛县，访求刘邦和 萧何的故事……

　　公元前110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逝。司马迁代父继任太史令。“为官”之后，司马迁决定写一本史书。他曾 对身边的人说，自孔子著《春秋》以后，再没有人写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都是一片空白。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6年后，汉将李陵出征匈奴被围，弹尽粮绝之后投降。消息传回长安，武帝震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随声附和，纷纷大 骂李陵无耻。司马迁却站了出来，认为李陵只带5000步兵，转战千里，历代名将也不过如此。司马迁还认为，李陵被围， 是因为主力部队接应不力。而这支主力部队的统帅，正是汉武帝的小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

　　武帝闻言，怒不可遏，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并命令廷尉判司马迁死罪。

　　在当时，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出钱50万“买命”，或是申请受宫刑，也可免死。司马迁家境贫寒，而此时《史记 》尚未完成，他选择了宫刑，甘愿忍辱偷生，“就极刑而无愠色”。

　　司马迁受刑后两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在出征匈奴时也被围困，随后投降。汉武帝非常震惊。从这时候开始，他也逐渐 感觉到当年对司马迁的处罚太重。终于在公元前93年，他下令赦免了司马迁，并任命他为中书令，这比太史令还高一个等级 。出狱后，司马迁更加发奋著书，前后历经14年，终于完成了共130篇，多达52万字的史学巨著《史记》。

　　而此后，历代史籍中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司马迁的准确记载了。据曹教授分析，司马迁大概逝世于公元前87年前后。 对他的死因，历史上没有定论，大部分学者认为，司马迁是在《史记》完成后不久，自投黄河而死。

　　“他记载了历史，历史却没有完整的记载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曹教授说。

　　徐村人学而优则隐

　　离韩城大约30公里的徐村，是司马迁后人居住的地方。与司马祠的冷清不同，徐村每年清明都会举行一次大型的纪 念活动，祭祀先祖。在徐村，清明是比春节更重要的节日。

　　徐村村口立着一块牌匾，上书“法王行宫”四个大字。就在记者努力猜测这四个字的含义时，一位过路的村民主动上 前指点：“倒过来念吧。”原来这四个字倒过来读，就变成了“宫行王法”。记者还是不懂，村民就解释，这是暗指“宫刑枉 法”。据说这块牌匾立于东汉，当时的徐村人不满汉武帝对先祖施用宫刑，立此牌匾以示悲愤。徐村共有1000多人口，但 全村人没有一个姓徐，“同”、“冯”是村中两个大姓。据村民介绍，徐村一带原本无人居住，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后人才迁 徙来此。

　　当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朝中做官。杨恽颇有才华，恃才傲物，得罪了许多当朝官员。有人向宣帝告状，宣帝就将 杨恽贬为庶人。

　　丢官回乡后，杨恽不但不思悔改，还天天大摆筵席，招待宾客，时不时还发几句牢骚，指责宣帝处罚太重。有好事者 将此事告诉了宣帝。宣帝大怒，将杨恽腰斩。司马迁的后人惟恐九族有患，居家迁徙，来到了现在的徐村。

　　为求自保，他们隐去了“司马”姓氏。一部分人将“司”字加一竖，从此改姓“同”；另一部分人将“马”字加两点 水，从此改姓“冯”。自此，每年清明，“同”“冯”两姓的村民都会祭祀先祖。不同姓氏的村民在同一个祠堂里祭奠同一个 先祖，这在中国，据记者了解，恐怕仅有徐村一处。

　　由于两姓出自一脉，所以当年的司马迁的后人就订下规矩，两姓之间不得通婚。这个规矩一直保持了两千多年，一直 到1963年才被打破。虽然当时村里许多老人反对，但同有旺、冯粉竹两人还是坚决结婚了。

　　“徐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村庄。在中国，你找不出另一个村庄，能有如此奇特的习俗。”陕西师范大学一位社会学教 授说。

　　在韩城，许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句民谚：“走下司马坡，秀才比驴多。”据陕西师大的曹教授介绍，韩城在明清两代 ，共出过举人550人，进士119人，宰相3人。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来自徐村。

　　据称这是受先祖司马迁影响，徐村人历来推崇“刚正不阿”的做人品格。在村里，记者发现每家每户都有高高的木门 槛，门槛的中间有一门楣，门楣上都写着这三个字“耕读第”。一个40多岁、穿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站在记者身后，他说， 这是时刻提醒后人，要一边读书，一边种地。中年人告诉记者，在村里，孩子在懂事之后所上的第一课，必然是家长教导他们 要正直做人。而另一方面，司马迁的后人鉴于先祖所遭受的悲惨遭遇，形成了“只求识理不谋官”的观念。村民们亦耕亦读， 将他们引以为豪的秘密埋藏了千百年。中年人说，现在他们也鼓励孩子考大学，但读书是为了明理，不是为了升官发财。相对 于其他地方，这个村里的人教育孩子少了世俗和功利。

　　“徐村人自己讲求正直、坦诚，对外默默无闻，学而优则隐，不求闻达于诸侯，可以看成是历代知识分子为求自保的 一种无奈选择。”曹教授说。

　　被神化的胡须

　　在徐村，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司马迁的画像。在这些画像上，司马迁都是一位长须飘飘的古代学者形象，整个徐村无一 例外。

　　“其实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司马迁受过宫刑，胡须应该会脱落，所以我认为司马迁后来是没有胡子的。”曹教授说， “但他是徐村人的先祖，是徐村人引以为豪、世代崇拜的人物。因此村里人还是把胡须给他加上了。”

　　徐村人对曹教授的这种 徐村人对曹教授的这种解释很赞同，不论老少，他们都对自己的祖先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拥 护。

　　陕西省文联副主席，西北大学教授肖云儒对司马迁胡须的看法，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观点：“我倾向于司马迁长胡 子。这对他是一种纪念。因为他的身体虽然受到了重创，但他的人格是完整的。”

　　“这实际上是一种被神化的崇拜。”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杨芬霞教授说。据杨教授介绍，在中国，为人修建 的纪念堂称为“祠”，为神修建的称为“庙”。但千百年来，司马祠附近的所有群众都把司马祠称为“司马庙”。

　　杨教授认为，群众对司马迁的崇拜，并不在于他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而在于司马迁 面对皇权毫不妥协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一种‘士’的精神。在我看来，人们对司马迁的尊敬和崇拜，实际上是对‘士’精神的崇拜。”杨教 授说。

　　杨教授所说的“士”，是指我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形成于春秋时期，由术士演变而来，属于统治意 识形态下的一部分，依附于皇权。“士”阶层的文化层次很高，既是统治阶级的智囊团，又有自己的思维和意识。

　　“‘士’这个阶层，思维都是很活跃的，有时候比较超前。统治阶级的很多做法，特别是愚民政策，‘士’阶层是看 不过去的。他们对普通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往往会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成为社会批判的力量。他们饱读诗书，久而久之形 成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信条，即所谓的‘节’，比如‘士可杀，不可辱’。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在推崇这种‘节’。”

　　在杨教授看来，众多学者认为司马迁是投黄河自尽，实际上就是对“节”的推崇。“他们认为司马迁完成《史记》以 后，不愿再忍受屈辱，自投黄河，死于‘节’。可这说法又有多少根据呢？司马迁写完《史记》为什么就不能继续活下去呢？ 其实他出狱以后，汉武帝对他还是很容忍的，他的《报任安书》里间接的控诉了汉武帝对他的残酷，有人也告状说他乱发牢骚 ，但汉武帝最终没有理睬。一直以来，大家把‘节’看得太重，似乎作为‘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必须自投黄河，为‘ 节’而死，这才算真正的‘士’，才算完美的司马迁，否则大家心理上就无法接受。”

　　“士”阶层的悲剧

　　“司马迁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整个‘士’阶层悲剧性的集中体现。”陕西师大的曹教授说。

　　曹教授认为，“士”阶层往往掌握着最先进的思想。作为脑力劳动者，“士”阶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惟一办法，就 是传达自己的思想，并争取为人，特别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而这些思想几乎都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封建统治者并不买 账，甚至遭到他们的反对和镇压。这种政治上的依附性和思想上的对立性，形成了一对难解的矛盾，注定了中国古代“士”阶 层的悲剧命运。

　　“司马迁的很多思想，在当时看来都是超前的。比如在《史记》中，他借陈胜之口，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 豪言，这是当时的统治者绝对不能接受的。他的悲剧，其实是从他写作《史记》就开始了。‘李陵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

　　“在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历史中，司马迁的悲剧只是一个缩影。‘士’阶层最后随着封建制度的结束而消亡，所以 ‘士’阶层从出现到消失，它的悲剧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历朝历代的‘士’阶层都在重 复着坎坷的命运。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一直在追求理想，一直在追求言论自由。由于这种追求不符合我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意 志，必然要遭到残酷打击和镇压。司马迁遭受宫刑，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曹教授说。

　　这样的“反叛”给司马迁带来了毕生的痛苦。在西汉时，宫刑并不仅仅是一种残酷的肉刑，更是对精神和人格尊严的 摧残。当时很多人宁可死，也绝不接受宫刑。对司马迁来说，活下去所需要的勇气，远远超过了自尽时的勇气。这种勇气，并 非来自于他对生命的留恋，而来自于他书写《史记》的理想和信念。

　　“这部被称为‘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就是司马迁与皇权斗争的形式。”杨教授说。实习记者 朱彦记者庞凡陕西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