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高峰年恰逢“政府换届”年！

　　成思危在广州论及中国投资过热效益不佳，数据翔实论据新颖发人深省

　　“投资确实过热了！”昨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以《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问题和对策》为题，为母校华南理工大学的师生作报告。他提醒：政治周期的“换届年效应”对投资效益的影响，要注意了！“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四个指标　投资次年转化率大降

　　“我们的投资确实过热，投资效益也降低了！”成思危说，投资过热不仅引起了许多问题，也引发了中央作出宏观调控的决定。成思危将衡量投资效益的四个指标逐个阐释：一是GDP与投资间的弹性系数。“投资每增长1%，能够拉动GDP增长多少？”他忧心忡忡：“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弹性系数最高曾经达到1.29%，但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3、2004年已降到0.4%以下，这充分表明我们的投资效益下降了！”二是投资的次年转化率。“前一年投下的钱，第二年能有多少转化成GDP？”他说，最高峰时我们每投下100元就有56.29元能在次年转化成GDP，但2001年以后，每投100元只有21元能够次年转化，尽管投资效益不仅仅体现在次年（还有第二年、第三年……）的转化率上，但次年转化率的降低，已在很大程度上显示我们的投资效益下降。三是投资占GDP的比重。“从宏观上来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他说，GDP主要分“投资”和“消费”两大部分，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以前大都1/3左右，但2001年以后投资增长很快，2003年占GDP的比重达44%，去年已达50.81%，投资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造成了挤压。四是综合要素的贡献率。成思危说，经济增长分三部分，一是投资引起的增长，二是劳动力引起的增长，三是包括科技、教育、管理等在内的综合要素引起的增长。在发达国家，综合要素引起的增长一般都占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我国一般为30—40%，但近年来下降较快。这表明，由于大量投资的挤出效应，综合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压缩了。“经济可以保证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明天，教育才能保证后天！”

　　五大原因　腐败和失误不可小觑

　　我们的投资效益为何偏低？成思危认为有五大原因：一是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加速发展。这些工业基本上都属于资金密集型、规模效益明显（需要较大规模）的工业。二是近年来的国债投资主要投向了高速公路、电信、网络、光纤等基础设施，投资见效较慢。三是政治周期的“换届效应”。他举例说，1993年、1998年和2003年都是投资高峰年，而这三年恰好是各级人大、政府的换届年，不少换届后的新一届官员都希望能够增大投资、加速发展，这种“换届年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效益。四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他说，这种情况以前几年最严重：一些地方钢铁紧张，甚至连已经关闭的低水平小钢铁厂都重新开工了，效益低下而且污染严重。五是腐败和决策失误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成思危说，高速公路建设中的腐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看看全国有多少交通厅长被处分就知道了，还有一个省，居然有连续三任交通厅长‘前仆后继’，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他同时表示，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失误甚至浪费，也不可小觑。

　　注重统筹　“屁股指挥脑袋”行不通

　　成思危表示，投资效益降低正是中央决定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成思危着重阐述了“统计”和“统筹”两个方面。谈及“统计”时，他说，最近，全国人大刚刚检查了《统计法》，统计工作是决策的基础，“可以说，如果统计数字不准确，所有的决策都将带有盲目性！”他表示，“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的现象绝不能继续存在了，否则，它将误导中央领导的决策。谈及“统筹”，成思危表示，现在，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喜欢“屁股指挥脑袋”，只考虑自己部门的、地方的局部利益，在有的城市，这个区的开发商想到那个区搞房地产项目，都得重新登记注册，这样一来，那个区的税收增加了，可社会的运转效率却降低了；还有的地方，搞水力发电时根本不考虑航运通道的问题，直到水坝建好、发现航道不通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重新投资用于航道建设……他表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设立全面策划和统筹协调的总体规划部门。本报记者　孙璇　通讯员　蒋开球（Robby／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