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草原情结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他格外关心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生存状况，先后来内蒙古考察了10多次，与草原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学术眼光始终关注着内蒙古大草原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草原情结。

　　鄂伦春狩猎文化的存亡——从文化转型到文化自觉

　　1997年1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来自内蒙古的鄂伦春族学员提出了鄂伦春狩猎文化的存亡问题，引起费孝通先生的高度关注。

　　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的茂密森林里，世世代代以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生态破坏，森林面积减少，鄂伦春人如何生存下去出现了问题。在费孝通先生看来，这不仅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也是现代人和后工业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甚至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前途。如果鄂伦春人执意坚守自己的狩猎文化，必然导致民族的灭亡。那么，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呢？费孝通先生认为，当然是保护人——这就出现了文化转型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亲自到大兴安岭了解鄂伦春文化。他建议发展饲鹿业来代替狩猎。当他了解到当地鹿种出现了退化问题时，亲自向农业部申请从俄国引入优良鹿种。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转型不大可能是个急转变，从狩猎文化直接转到农业文化或者工业文化是困难的，比较实用的方式是利用传统的饲畜文化作为过渡台阶，即发挥原有的特长发展少数民族经济。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文化转型是当代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类对地球资源竭泽而渔，使得各种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即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文化有必要进行全面反思，费孝通先生称之为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即世界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生存的几个终极性问题：我们为什么生活？这样的生活意义何在？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里来，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儿去。

　　多元一体论为草原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我在研究草原文化和内蒙古生态两个课题时，认真研读了费孝通先生去年出版的文集《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这本文集凝聚了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最后20年的思想精华，他提出的“文化自觉”、“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思想，为我们研究和宣传草原文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多元一体论，56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秦汉时代中原地区实现统一的同时，北方游牧区也出现了匈奴的大统一局面，即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费孝通先生认为：南北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当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包括了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北面囊括了贝加尔湖，南达长城之外的广大地区。中原与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历史上多记载相互之间的争战，事实上，战争与和平相比只是暂时的现象。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友好交往、贸易，互通有无，牧民需要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茶叶、酒，农民需要畜力、肉食、皮毛。这种农牧区之间的贸易简称为马绢互市与茶马贸易，文化上的融合是创造了蛮汉调（即蒙汉调）、爬山调等文艺形式。

　　费孝通先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力排偏见，他说：“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起了重要作用。”

　　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使我们认识到：一部草原文化史就是一部多民族互相交融、共同进步的历史，是多种文化在草原地区相互叠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且创造出新的更加辉煌文明的历史。其中，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不断地与中原农耕文化相碰撞、相交流、相融合，既改造与促进了北方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也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活力，更加多姿多彩。内蒙古现存的本土原生少数民族蒙古族、“三少民族”和各族人民群众以及他们的文化，还有北方草原历史上生存过的古老民族和古文化是中华历史、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各民族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互相交融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这个命题的提出，与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论有密切关系。

　　从沙尘暴到终极关怀

　　2002年春天，费孝通先生在北京经受了来自北方的沙尘暴，他说：“这是我活到90多岁后才开始受到这切身经历中最恶劣的天气。”他认为，沙尘暴是大自然对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反抗，因为在现代人类主流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即其文化价值把征服自然、人定胜天视作科学的目的和人的奋斗目标。暴露了西方文化中人和自然相对立的基本思想和文化背景，即“天人对立”世界观。天人对立的根源是利己主义，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体，自然是主体支配的客体。在中国文化中，“己”是应当“克”的，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取得进入社会、成为社会人的必要条件。扬己和克己是东西方文化差别的一个关键。

　　克己就是遏止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些资源，让生态环境有自我恢复的机会；同时也是能够容忍不同文化价值并存不悖。扬己是人类中心主义，会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扬己同时又是本位主义，不能包容其他文化的并同，这会导致文化之间的相互冲撞和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9.11”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

　　费孝通先生多次来内蒙古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从鄂伦春微型文化的缩影中认识和反思了人类的整体文化，认为人类应该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坚持文化公平多元并存，寻求不同文化类型和平共处的途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从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些都体现出他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口文/董恒宇（来源：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