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四个

　　从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对于钱钟书的评价，就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沉默的知识分子。梁思成和谢冰心，过去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文弱书生，但梁先生不是那样简单的人，陈寅恪也不是,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反右派前，都是满腔热情的知识分子。

　　陈寅恪与《红楼梦》批判

　　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当时一个新华社记者在关于这一情况的动态中曾认为，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他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说：“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

　　梁思成谈知识分子改造

　　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记者叶迈访问了梁思成，想约请他给报社写一篇文章，谈谈他对当前一些问题的看法。梁思成答：现在问题很多，等于没有问题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党的领导等等，我根本没有在脑子里转。我也不知道自己改造得如何。党对科学的领导，我也只能说几句话：党是能领导的，党可以从政治思想、计划等方面领导，但不要管得太具体了，如盖房架几根柱子也去问毛主席怎么行？过去北京市委在城市建设上就管得太具体了。所以，我要写文章，我倒愿意谈谈北京怎么样建设，怎么样规划，但不是从理论上谈，而是谈谈党怎样来领导。

　　冰心的心里话

　　195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记者林钢到老作家冰心家去访问。谈到整风时，冰心讲了一些话。

　　冰心认为：“和风细雨这个方针是英明的，可惜晚了。三反五反时为什么不提？肃反时为什么不提？”

　　冰心对肃反有很大的意见：“肃反的时候，我不在国内。也许我来说些话较为公允。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介石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学生们斗争他，朋友们见了不理他。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反宪法的。有些人自杀了，这不是平常的损失，这使我们的队伍，向科学进军的队伍中少了几个人。没有人可以代替他们的工作。这种做法不合中国传统。国家丧失了元气，学术方面倒退了好几年。再不整风，那真将不堪设想。好的教授没有了，好的科学家没有了，好的医生，好的护士都没有了。”

　　钱钟书的言论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曾提到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钟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钟书……他说：‘粮食统购统销在乡下饿死了好多人，比解放以前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

　　上面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都是当时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这四个知识分子，后来并没有成为右派，这可能与他们所在的具体单位和个人的情况有关，如果以当时他们的言论而言，他们是逃不过1957这一劫的。

　　（摘自《随笔》谢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