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律师质疑重伤鉴定：这是医

　　昨天，上午9点，到了原定开庭的时间，但是崇川区人民法院三楼的十四法庭还是大门紧闭。时间过去十多分钟，仍不见有动静，律师们只好站在门外继续等待。30分钟后，临时接到通知说准备开庭，但是又把地点改为一楼的第一法庭。

　　9点30分，案件的当事人和证人进入现场，当记者进入法庭准备旁听，被有关人员拒之门外，“这是不公开审理，不能旁听。”

　　上午庭审到11点半时结束，下午的庭审从1点半持续到4点半，由于被告方律师对于原告的“造成重度伤害”的鉴定提出质疑，庭审进行近6个小时后意外休庭，预计一个月后重新开庭。

　　下午4点多，被告方律师谈臻提出质疑，“公诉人出示的重伤鉴定没考虑这是一个医疗过程，通过正常医疗切除子宫，不能单单认为没有子宫，就是一个损伤，而不考虑为什么受到损伤这一过程。这不符合人体受伤标准的相关规定。”

　　同时，对鉴定本身，律师们也有异议，“公诉人出示了4月20日和4月24日这两份同样文号的鉴定书，从程序上讲是不合适的。后一份鉴定涵盖了前一份的鉴定，4月24日的鉴定核心内容增加了东大附属医院医疗医学伤害鉴定书，结论是‘这两个女孩不具有手术条件，在医疗上认为是不允许的’。我们认为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正确的。”

　　谈律师介绍，专家们并没有了解手术对象是一个重度智障的儿童，智商只有20到30，相当于1岁到2岁的孩子，不能正常处理经期卫生，并伴有痛经。因此被告方建议法院延期审理，“我们认为只要理性、客观的审理，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会弥补国家在司法程序上的缺失，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律师们希望将相关的鉴定重新鉴定，结果能成为非常有意义的文献，可能推动解决种种不合法状态下的行为，并将其提升到司法层面确认的行为。

　　另据了解，在此案开庭之前，有关律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提高庭审级别的要求，但没有得到答复。法庭审理结束后，几名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提出，这起诉讼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这起案件本身的性质的讨论，更应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注意。“对智障儿童的人身权的监护，应该由谁来执行呢？如何去保护这一类群体的利益？这需要反思。”

　　其实，在学术界，关于智障女的子宫切除的伦理及法律上的问题也存在不少的争论。

　　法律专家介绍，在国外对于类似的群体实施手术的话，要先向法院等有关机构去评判，符合最大利益就切除，而我国目前就缺少这样一种程序。

　　但是由于在中国还缺少类似的法律制度，没有法律规定哪个机构能承担这样的责任。“这在法律上还是个空白，这是制度的缺陷，不能因为法律的漏洞而让被告去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

　　被告方的律师认为，目前在中国对于类似的问题还存在法律上的漏洞，而如果被告方被判有罪的话，将开了一个危险和不好的先例。“如果判决结果有罪，以前或其他地方有这类行为，只要没有过追诉期，有人举报，都可以立案。这将成为第一个因此获罪的案例，那以前的类似行为是不是也要追究责任？”

　　中国残联深切关注相信司法机关会作公正判决

　　早报北京专稿 吴金蓉

　　对早报近期的一系列和昨天的庭审，中国残联有关人士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密切关注此事。

　　中国残联研究室陈泽顺表示，他们一直在关注早报的报道，从报道内容来看，南通儿童福利院的所做所为是“非常可怕的”。中国残联理事、研究室主任张宝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对早报的报道表示敬意。他表示，从早报一开始推出南通儿童福利院有关报道时，中国残联就立即对此事强烈关注。他说，刚开始得知“南通儿童福利院两个智障少女被切除子宫”之后非常震惊。此前，他还从不知道也不敢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儿童福利院属于民政部门管理，众所周知，它是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

　　据悉，中国残联一直高度关注此案。4月28日，中国残联向江苏残联发出《关于请高度关注南通市福利院弱智女童被伤害案的函》。函中说：“中国残联党组、理事会高度关注此事，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伤害残疾人的恶性事件。请江苏省残联并协调南通市残联予以高度重视，从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出发，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做好事件善后处理，依法追究、惩处事件相关责任人，维护受害女童合法权益。”

　　张宝林昨天还告诉早报记者，江苏省残联接到函后非常重视，反馈回中国残联的是他们“非常认真，协调了有关部门，已为其更快进入司法程序做了不少工作”。

　　谈到南通儿童福利院以“赞助”的名义收取数万元“赞助费”的问题，张宝林认为，有家庭愿意领养儿童福利院的孩子，这是一种非常有爱心的表现。“对于办理收养手续是否需要收费并不很清楚，但收取这么高额的费用是‘离谱、不正常的’。”

　　“中国残联就是6000万残疾人的代表组织。他们是我们存在的基础。任何时候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维护他们的权益，为他们伸张正义，这是我们的义务。”张宝林最后说，“相信司法机关会对此作出公正的判决。”本案的三个焦点监护权是否被滥用

　　福利院虽然有监护权，但是监护权是否被滥用成为本案的一个焦点。

　　南通福利院是智障儿童的合法监护人，这毫无疑问，但监护权是否被滥用，在行使监护权过程中是否损害了被监护人的权益，这一点我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是一个空白。

　　律师介绍，民法通则中监护人只有对被监护人的财产进行处分，但对人身权利，不能随便割一个胳臂或一个腿，这是不可以的。

　　有关律师认为，本案不可能说监护人完全是在滥用监护权，切除子宫，这是为智障儿童好，这是为了解决经期带来的人格尊严受损、经期的病痛、病菌感染甚至病变，前提是她们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婚姻和生育的权利。与其带来痛苦，不如摘除，这是对她们最大利益的维护。

　　律师介绍，对于这点公诉人没有加以反驳，只是认为该行为本身已经伤害了她，滥用了监护权。公诉人没有充分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过多考虑了前一段时间的舆论影响。

　　智障少女权益平等如何保护

　　检察机关认为，智障少女人身权利和一般人是平等的，四名被告明知少女的子宫是正常的，还是执行了手术，这造成了重度的伤害。

　　记者注意到被告方提供的证据认为，这两名少女在来月经时确实存在痛经及不能自理等行为。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正常人的痛经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药物治疗后，才能作出有无必要采取进一步手术措施的选择。作为监护人的福利院是否经过了这一治疗的过程呢？

　　医生在其中应负什么样的责任

　　在此案中，作为手术受托方的医生是否同样负有责任？

　　记者见到主刀大夫王晨毅，由于各种原因，他现在不愿对此发表意见。此前他曾表示，“我们搞专业的，对法律问题不是特别熟，手术之前，我们就说法律问题我们不负责任，由福利院来解决，陈副院长签了字的，承诺她负这个责任。”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医生只行使医疗行为，而不负有法律上的责任呢？

　　有法律界的人士认为，“根据刑法规定，属于故意伤害，责任人要为此承担刑事责任。医院也有责任，医生应当根据病情来决定是否需要做手术，如果两名少女从医学上看并不具备动手术的依据，即使双方有协议也是无效的。

　　但是，谈臻律师认为，他的当事人是一种委托行为，是作为医生在执行一个治疗的过程，并无特别的过错。被告王晨毅实施手术是职务行为。切除智障少女子宫不是伤害行为，而是治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