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赣榆县的一项行政效能监督成绩近日被登上了报纸：该县的行政效能监察中心以良好的意愿，以创新的思维主动向社会聘请“秘密”监督员，暗访众机关办公室，用针孔摄像机偷拍机关干部的“机关病”。群情戮力之下，53名在上班期间或早退、或打牌、或跷腿上桌、或玩电脑游戏……的干部在电视台被曝光之后受惩。而当地的机关部门服务态度因此顿时好转。
如此这般“人民战争”的胜利，乍看起来是大快人心的，但细想起来却应当如芒刺在背、毛骨悚然。类似的感觉，显然并非始自此事。以徐汇区斜土街道“街面实时信息系统”为成功经验，上海市准备大规模推广使用摄像头监控系统，目的在于“打造安全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女生宿舍楼道要安装摄像头，民警声称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广州火车站的公厕里装有摄像头，管理者表示是为了防止小偷……如此种种，似乎正意味着一个电子警察时代的到来。而在某种意义上，赣榆县手持针孔摄像机的“群众密探”，其实也正是一件移动监控摄像头。它令我们不喜反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管理者与监察方为了降低公共管理成本而开始肆无忌惮地使用起不道德的手段。
摄像头和偷拍是不道德的手段，因为它们虽然被设定了特定的目的，却实质上具有远远超出特定目的的功能。于私人空间架设，自然是侵犯个人隐私，而于公共空间广布滥用，则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氛围。犯事违规者之外，坐怀不乱者又何尝愿意如同小说《1984》中的人们一样，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盯注之下，从而时时刻刻地高度紧张？这手段的不道德，正在于它劫持了民众的轻松权利，违背了人性的天然要求。而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手段代表着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 “9·11”之后，有些国家为了反恐，提出加强摄像监控，立即遭到大多数民众的反对而未遂。恐怖主义尚且不足以成为大范围实施摄像监控的理由，更何况普通治安、反腐倡廉，或者是提高行政效能呢？
反恐国家的政府意欲加强摄像监控，却被自己的民众否决了。这说明掌握了权力而充满控制的欲望是难免的，但清醒的民众却可以成为防火墙。所以赣榆县的“漂亮成绩”，更令人可堪忧惧的，还是那“人民战争”的形态——虽然只有一台针孔摄像机，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当时一共有600多人来报名，有70多岁的农村老党员，也有教师、医生、工人，还有外来投资者，涵盖了各个层面”。这些踊跃报名者，显然是痛恨机关衙门里的官僚作风，而愿意为解决问题、改善局面尽自己一份力，却浑然不对这种监督方式的道德性与价值感产生丝毫怀疑——他们追求小善无疑却失了大善。
赣榆县的民众其实也不是孤例。广州市曾经引发较大争议的市民拍摄交通违章活动，也是应者云集，甚至因为有效拍摄可以领赏，而导致拍摄活动出现功利性与职业化的趋向。而有些地方的反贪工作为了取证，甚至也曾授意民众可以不择手段地搜集材料提供线索。这些场面，无疑都要令我们一再联想到从小学课堂便开始受到的鼓励互相检举揭发的教育与暗示。在目的正确的伪逻辑下，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告密者”，每一双眼睛都可能成为“摄像头”，而势必每一个人都会生活在紧张恐惧与不信任之中。
丧失了对手段正义的判断与坚持，便会丧失一切，包括我们善良的愿望。这是一个容易明白的道理，但显然还有不断重复声明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