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访)那一双特别的“亮眼睛”

　　深访随笔

　　2005年6月6日，全国爱眼日。

　　如果能做到的话，他要把整个世界都涂成彩色。

　　住的房子是红色的，卧室要纯白色，衣服是紫红色，床单是淡绿色。偶尔，他也会允许别的颜色进入到他的世界里，但那些颜色必须是明亮的，真正的明亮，就像点缀在山间的油菜花，在蔚蓝的天空和延绵不尽的绿色山脉映衬下无比美丽。

　　可惜，这一切只能在想像中完成。

　　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

　　2005年5月28日。北京。晴。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石红卫从容地走在通往公园的小路上，他轻声笑了。

　　他虽然看不见，但却拥有比常人更多的梦想。

　　比眼晴更明亮的

　　石红卫，男，41岁，先天失明，现工作于一家盲人按摩店。

　　石红卫母亲怀孕期间，孝喘病复发，错投庸医，导致他生下来便与色彩无缘。

　　近4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里摸索。但他却形容自己的生活“富有传奇色彩”。每每讲到动情处，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眼珠在眼皮底下不停地律动。

　　我一直记得他叹气时凄侧的表情，现在想起仍然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仿佛那声叹息一直深入到我心底。

　　石红卫的家位于北京郊区的房山良乡。小时候，当他从父母口中得知自己与其他孩子不同时，第一感觉并不痛苦。因为他体会不到，在别人眼中，世界是具象的，而在他眼中，大多只是抽象。石红卫从小走路不拿手杖，那个年代，家庭条件也不允许让他拥有一根奢侈的导盲杖。1985年从盲校毕业后（学习按摩专业），他被分配到房山福利厂工作。厂里无外乎都是当地的聋哑人和智残人，主要负责一些简单的手工活。1993年，厂子越发不景气，面临倒闭，最终全厂工人下岗待业。

　　1993年，石红卫29岁。他不想自己的光阴如此虚度，于是开始实现自己的第一个梦想———做小本买卖。

　　1993年至1997年，石红卫卖过手纸和冰棍。他当初托人进了一卡车手纸，把房子挤得满满，最后，一卷也没有剩在家里。初试牛刀的他居然成功了！

　　夏天卖冰棍，火辣辣的太阳烤在背上，他抱着父亲做好的豆包布，在马路边一声声地叫卖，一天100根冰棍，都能当天卖出。三分钱一根，二分四进价，他每天热得汗流浃背，却从不舍得自己吃一根，卖完后，回到家里让父亲点钱，结果总是会多出来一些。他猜想，是有好心人故意放进去的。

　　好心人的善良却令石红卫有些不自在，毕竟他不想承认那是“施舍”。于是，他又迈向了自己的第二个梦想———成为令人尊敬的街头艺术家。

　　石红卫虽然双目失明，但却天姿聪颖，学习乐器也是手到擒来。在校期间，喜爱文艺的他曾任学校乐队队长。在工厂时，还任房山区残疾人业余艺术团团长。石红卫最擅长快板，快板内容均由自己编写。经常和同伴给退休老干部、兄弟单位演出。每每站到车水马龙的街头闹市，他感受到了一种来之不易的尊敬目光。

　　在这一次次的梦想迁徙中，石红卫各方面的素质都得到了很大提升。我笑说是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则说这和性格有关。

　　如果你注意过盲人的表情，你会发现他们的脸上始终安详而宁静。

　　眉头紧锁的，恰恰是明眼人。

　　第三个梦想，与下面这个盲人兄弟有关。

　　史长虹，男，43岁，一岁失明，与石红卫在同一家按摩店工作。

　　一股清泉从草地上汩汩而出，那轻细的流水声，被史长虹听到了。“就像个草上乐队”，史长虹自言自语着。他的脸微微向我转过来———他没有看到我在冲他笑，但我相信他感觉到了。

　　史长虹与石红卫相识于1987年，那时两人都在房山福利厂工作。后来，石红卫把按摩的手艺教给了史长虹。

　　待到两人的按摩手艺都炉火纯青时，便开始实现石红卫的第三个梦想———走南闯北。

　　1998年，两人南下福建，在一家盲人按摩店打工。刚到福建时，语言上的障碍让他们四处碰壁。外出问路就是最大的难题。平日，他们工作之余，只能寄居在小小的按摩店。日子久了，二人便坐不住了，开始相约外出游玩。

　　“福建道路弯多，很多路旁都有小河”，这是他们用心感受到的福建。生活虽然不富裕，但两人经常苦中作乐。结伴出游返回时，经常商议各自走路，看谁先回到住处。结果往往是前后脚，那时他们会笑出声音，让对方听到。

　　石红卫说：“史长虹的家境也不好，家住在北京房山郊区，生下来时身体健康，一岁时患上一种罕见的疾病，高烧不止，后导致双目失明。”

　　1999年，石红卫结束了他的第三个梦想，与史长虹回到北京。在北京一家规模较大的盲人按摩店打工。他们的妻子都是全盲，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的孩子都是健全人。史长虹的儿子上初中，石红卫的女儿已经工作了。他们每天中午11点上班，晚10点下班，平均日接待五六位顾客，一周回一次家，日子过得恬淡快乐。

　　缩影中的普遍现象

　　交谈中，除了梦想之外，还有许多不令人愉快的故事：

　　盲道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对盲人来说，盲道就像他们的眼睛。然而，政府花巨资专为盲人修建的盲道，现在竟成了摆设甚至“陷阱”。盲道上居然有深坑、有缺了盖子的窨井口、有“有电危险”的变压器……还有私建的自行车棚、霸道的停车位，众多的障碍让盲道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除此之外，社会上对盲人的歧视也存在。两人的许多朋友因种种原因拿不到工资。更有甚者，有些老板会加倍地欺凌弱者。史长虹的一个朋友当年就被老板连夜赶走，在一家商场的屋檐下蹲了一宿。

　　石红卫一连串给我们讲了几个例子：“前几天我回家，有几个人冲我喊‘小心前面有坑’，我停下来向他们道谢，于是一点一点往前蹭着走，结果前面什么也没有。后来我听见他们在一边乐；我们去饭馆吃饭，服务员上来就问，你上这干什么来了？我们这很贵的；还有买东西时找我们假币；买菜时故意把已腐烂的菜卖给我们……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旁人就可以这样轻易地拿我们开玩笑。”

　　石红卫说，遇到这样的情景，他们往往是一笑了之。

　　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讽刺，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又是怎样的伤害？听完这些，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甚至，我想替正常人向他们郑重地道歉，因为他们在讲这些时，我没有看到自卑，而是一种对正常人的“瞧不起”。

　　石红卫还给我们讲了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几年前，他带着妻子到市里玩，在虎坊桥坐105电车，因为车很挤，从他们后边上来的一个女孩抢坐了乘客为他们让的坐位上。一位老大爷看不下去，为他们打抱不平，非得让那小姑娘站起来。可说了半天，小姑娘就是不起来。大爷真生气了，站起来就嚷，谁是她家长？这种孩子是怎么教育的？结果一个女的就哭了，说那是她的女儿，女儿是智残人，她一直在后面默默跟着她，就是想锻炼她自立……石红卫当时很尴尬。他说：“那次心里很难受，我把自己当正常人看待，可别人却……当两种相对都弱势的群体相遇，很为难。”

　　我最后问他，眼睛对你重要吗？

　　石红卫回答：“眼睛只是一个器官。我们与正常人相比，少了一套‘照相系统’罢了。”

　　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只是我们遇到困难各不相同。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对盲人有了新的认识。虽然他们也向我吐了一些苦水，但采访结束，他们说，世上还是好人多。

　　谈话中，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幽默与乐观。一周前，他们两人还与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取得联系，将来准备捐出自己的遗体。如此高尚的情操，在正常人中尚不多见，可他们却做得从容自然。

　　著名诗人顾城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

　　有时候，这双眼睛不在人的脸上，而在人的心里。也只有这双永远明澈的眸子，才能超越现实与梦想的阻障，才真正让我们看清人的高大与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