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研究“调查研究”

　　费孝通教授的博士论文是《江村经济》。此文是奠定他在国际社会学、人类学地位的成名之作。在费老90高龄的时候，他与国内学界名人及其亲属有过一次长谈，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1935年他因在广西山区调查受伤，又是出国留学前夕，于是回到家乡，住在他姐姐费捷生试办“乡镇企业”的苏南吴县开弦弓村，边养伤边调研，于赴英途中船上成文。50年后的1985年，他发表了《重访江村》，此后每年都再去一次跟踪调研，观其发展变化。当有人问他后来的重访与当初的调研感受有何不同时，他说当初只有他自己在民间访谈，从容细微

，有时和姐姐商讨一番再作补充；而其后的每次去都是前呼后拥，各级领导陪同，只能是走马观花。他虽未明确述及其间的优劣利弊，但读者却可从中看出，如果当初也如同后来的境况，兴许根本出不了这部震世之作。我有两个熟人，一个给领导当秘书，一个干的是扶贫与救灾工作。后者曾对我说，他幸亏是改革开放后才接手这个差事，要是早些年就担此职，说不定早成了什么“分子”。原因是他和那位当秘书的出差回来写的汇报，有时哪怕是指的同一个乡，内容却大相径庭。一个说那里一派莺歌燕舞，欣欣向荣；一个却说的是群众生产生活困难重重，急需救助。我了解其中缘由，跟头头下去，当地都安排看“闪光点”，显示政绩；而访贫查灾的下去，带你看的是贫困疙瘩困难户，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哭穷一番，以多得实惠。

　　我们党历来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下各级官员下基层调研的确实不少。人们时常听说下面反映“应接不暇”。窃以为，如果调查研究的风气不端正，这种调研非但无益，甚至有害。因为你很难接触到基本群众，很难听到真实声音，很难了解到实际情况。从而很难做出准确判断。即便是什么巡视组、督查组，甚或专门问题的特派员，有时也难例外。看来，似有必要对“调查研究”本身来一番认真研究。

　　不做对方“有准备”的调研（当然，有些学术性研讨，事先通知参加者准备，以便获得翔实资料、明晰观点的除外）。现在有些官员下基层，喜欢事先通知一二三，身后跟着一大帮，弄得惊天动地。下面为使上级满意，精心准备，小心接待，找“秀才”挖空心思拼凑汇报材料，劳民伤财地打扮几个鹤立鸡群的参观点，让你见不到庐山真面目。我认为还是事先不通知为好，必要时，可以调查后与当地领导通通气。如果考虑到高级领导的安全，必须事先打招呼的话，也不要先告知具体访谈点。记得成天想着害人的林彪，他自己外出就惯用“声东击西”，临时变化路线和停车点，其用意是让“想害他的人来不及实施”。看来，这倒也符合做保卫工作的辩证法。

　　不要只看好典型。下级当然希望上级看好的，对领导同志来讲，好的典型也确实应该看，既能吸取经验指导面上工作，又能给下级以鼓舞，创造更大成绩。但绝不能只看好的，尤其不要让下级牵着鼻子走。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有好、中、差，而且常常是两头小、中间大，因此调研时要好、中、差都看。温家宝同志来安徽的几次视察，每次都是既看你安排看的点，又临时停车随机看点，有时还让车子开向另一路线，而且是以自选点为主。座谈时先问对方身份，所以谈话对象既有干部，但更多的是普通民众。

　　不要报喜得喜、报忧得忧。有的同志喜欢听好的，对夸夸其谈者，就表扬他有干劲，是开拓型干部；而对实事求是讲困难与不足，对上级布置的任务直抒己见的，就不高兴。这可能是因为看好的、听好的，可以显示自己管辖地域成效显著，当地光彩，自己也光彩，否则反之。殊不知这就给投机钻营者以信息，心思可以不放在工作上，而是研究上司的喜怒好恶、心理特征，然后投其所好。有些贪官、昏官、庸官就是这样爬上台的。

　　现在对某些检查、评比、验收反映并不太好，常常是只要嘴皮子讲得漂亮，笔下生活汇报材料生动，再加上接待得“满意”，就能过关，甚至戴上名不副实的桂冠。许多假先进、假典型、假名牌，甚至还有重大事故，就是由此出来的。既愚弄了领导，又愚弄了社会，群众深恶痛绝。似应少搞为妙。

　　大兴调查研究必先端正调研风气。这首先是调研者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要贪图“气派”，热衷高规格接待，前呼后拥，不要念及小利，只有事先通知，才能“吃饭不要钱，回来拿补助”，车子后备箱里还能装点“土特产”。当然，财政部门也要实事求是制订报销标准，不要把房间费规定得只能睡大通铺，使得调研者不得不先告知被调研单位，让他们贴钱订房间，否则下去的人连个安稳觉也睡不成，从而也就顾不得“调研自主权”了。

　　作者：吴昭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