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问题都让我扛？

　　合肥晚报为病人动手术，对专职的医生、护士，是最常见的工作场景；躺上手术台，对大多数病人、尤其是首次经历的病人，是一种充满了畏惧的考验。一个鼓励的微笑，几句亲切的话，一次比较详细、客观的病情和手术解说，往往比千百次自我安慰和亲人的安抚更有效果。但是，许多时候，病人忐忑不安而又渴盼的心情等来的，是来去如风一般的大夫，是一张写满可怕后果、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术同意书。毋庸置疑，手术会有风险，但作为所处地位、专业知识完全不对等的医患双方，到底谁更了解手术风险、谁更应该为手术中的风险负

责？记者近日对此进行了一番调查。

　　家属：心和签字的手一起发抖

　　记者在一位脑瘤患者的“手术志愿书”和“术前谈话记录单”上看到，“意外和并发症”告知栏目共分三大类27条内容，包括了“呼吸、心跳骤停”、“瘫痪”、“感染”、“难以控制的出血”、“智力障碍”、“性功能障碍”、“诊断不明”等各种危险和可能，单是“死亡”就提到了4次。这位男患者接受的只是一次普通的脑外科手术，如果是特殊病种的手术，医生还要添加条款，将风险升级。如癫痫手术要加上“非根治性手术、术后可能复发、需长期服药，术后病情可能更恶化”之类的说法。程女士至今记得自己做乳腺癌手术的情景。她第一次手术的冰冻切片提示肿瘤是良性的，一个星期后的病理切片却又发现癌细胞，她必须重新开刀。对此，医生对她只说了一句话：“再开一刀吧！”无法保有乳房，不知道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到底要受多大的创伤……躺在病床上的她感到一阵阵心寒，一阵阵害怕，只能默默承受。她的丈夫说：“当时签字的时候，心和笔都在一起抖。”

　　医生：“手术同意书就是保护医生的”

　　手术同意书有没有必要列上如此之多的风险？医生是否应该和病人及家属充分说明病情和手术方案以消解不必要的担心？记者在对医院和医生的采访中，听到的声音却很耐人寻味：“现在病人对医生不信任，所以要把所有能想到的风险都写在纸面上，你不签我就不开，手术同意书就是保护医生的”；“病人和家属都是外行，他们只要相信我们医生就可以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院管理者告诉记者：目前确实存在医生回避病人的现象。除了觉得麻烦外，现在医生各种各样的任务和诱惑很多，门诊、病房两头跑，还要忙科研、开会、评职称。一些知名专家分管的病人实在太多，查房时又被下级医生重重包围，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找病人和家属谈上几句话。为上面提到的脑瘤患者主刀的神经外科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他们是大型综合性医院，设备、手术经验等条件都很好，该院在一般脑外科手术中发生病人死亡的情况不足百分之一，而手术志愿书最后一条“一次性体内植入物术后因感染、松动、排异反应需再次手术去除”的情况，一年中也难遇一例，可“为了提防日益增多和激化的医患纠纷，医生只能保守从事。以神经外科告知的风险条款为例，过去我们医院只写五六条，现在已经写到27条了。”

　　专家：应将术前告知制度化、具体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都明确规定，患者对手术治疗有知情同意的权利，然而目前各医院普遍实行的沉甸甸的风险告知，反衬出轻飘飘的医患交流。科学研究表明，在严重的精神负担下，患者全身各器官的内分泌调节会失去平衡，内分泌的失调会影响免疫系统的重要器官，导致胸腺和淋巴结的重量减轻、血液中淋巴细胞减少等，使机体免疫功能明显降低，对患者的术后恢复相当不利。上海胸科医院的高成新教授从事心胸外科数十年，他的病人以肺癌、食管癌等重病患者居多。他说：“从我的习惯看，医生和病人、家属多交流，手术效果通常会比较好。”许多病人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双方对医学知识掌握存在较大差异，院方和医务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将手术的风险减少到合理范围，不能一味夸大手术风险告知条款，将所有风险推到病人和家属身上；对确实可能存在的风险，也应以人性化的方式向病人和家属告知。上海心理协会社区心理健康与发展委员会主任、心理学博士刘素珍介绍：“国外不少医疗机构对手术患者的心理状况都有积极的干预措施，尤其对癌症手术、一些突发或会导致病人容貌、身体受损的手术，更强调心理的辅导。”她认为，要缓解手术病人的心理危机，目前我国仍要靠医务人员多告知、多交流，将来要引入科学性的心理辅导。术前的充分告知和心理抚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病人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医疗理念。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助理、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陈洁教授表示：面对病人的普遍感受和期盼，希望有更多的切实措施将术前告知制度化、具体化。·据新华社上海今日上午专电·（来源：合肥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