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建两行掀起“问责风暴”

　　5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3天后立竿见影，湖 南、山西两省分行行长自动引咎辞职。5月31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表示，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中，全系统已有20 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一场“问责风暴”席卷而至。

　　□本报记者 崔世海 发自北京

　　5月28日，龚蜀雄走进了位于长沙市芙蓉路上的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办公室，开始了他新的使命，龚蜀雄原先的职 务是建行贵州分行行长。而原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长孙建成，则从26日起就再也没有进过这个办公室。

　　与孙建成命运相同的还有建行山西分行行长梁富成，两人都是引咎辞职，挂冠而去。

　　紧接着，中国银行也传出惊人消息。5月31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表示，在中行人力资源改革中，全系统 已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其中包括了责令辞职、引咎辞职和免职等不同处分，其中免职的人数比较多。“被免职 的主要原因是经营管理不当而造成了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

　　两家积极筹备海外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几乎在同时掀起了“问责风暴”，而隐藏在这次风暴背后的则是紧锣密鼓的人 事改革。5月20日，中行面向全球招聘25名高管。与中行相比，建行的选聘虽略显低调，但据悉，近日又将有若干名“海 归”或海外人士加盟建行管理层。

　　郭树清“铁血”政策

　　《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践行了郭树清“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建行迫切需要以铁 的纪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的“铁血”政策。

　　建行的问责风暴是有先兆的。3月17日，行长郭树清在履新时曾表态：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建行迫切需要以铁的纪 律和铁的规章制度强化问责。

　　两个月之后的5月23日，郭树清的这一思路通过建行《关于追究案件发生机构及其上级机构领导人员责任的规定》 (下称《规定》)这一文件得以落实。

　　《规定》明确指出，包括总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在内的各级领导人员如果严重失职，导致辖内发生案件或违规问 题，具有以下情形的应当引咎辞职：辖内发生多起案件或重大违规问题；涉及金额巨大或损失严重的；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 劣的；严重挫伤员工积极性的。

　　3天后，湖南、山西两省的行长就自动引咎辞职，原因是所辖基层行近两年案件多发。

　　据建行内部人士介绍，由于山西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8"金融大案，且案件主要发端于建行，对梁富成的问责 在意料之中，因而建行总行高层并没有前往山西宣布有关人事任免事宜。

　　但对于湖南分行则有所不同，此前，孙建成从深圳分行行长任上调任湖南仅一年零十个月，去年孙所管辖的范围发生 了多起案件，但一般金融案件爆发都有一个相当长的累积过程，是否把这些责任都归咎于孙建成身上，建行内部有过激烈的争 论。但考虑到建行是金融业问责制的试点行，且又是第一次施行，因此必须从严，毕竟是在孙的任期和管辖范围内发生的，其 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建成在湘任职期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共发案9起，涉案总金额在3000万元左右。

　　“尤其是今年，省分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案防压力。”建行湖南省分行一位中层领导说。一个细节是，在建行湖南省分 行于5月中旬召开的防治犯罪专题会上，该分行纪委书记廖金华透露，总行对湖南分行近两年来案件高发的情况非常重视，由 于势态未有好转，2005年总行将湖南省分行列为全国五个案件高发整治分行之一。

　　事出尴尬的是，在此态势下，今年1至5月间建行湖南省分行又发生了两起恶性案件。

　　其一是，怀华市分行靖州支行的营业部柜员郑荣胜涉嫌贪污案，挪用3个单位客户资金近50万元；其二是，衡阳市 分行石鼓支行客户经理肖某，擅自支用客户个人消费额度贷款5笔共计32.5万元。

　　据介绍，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超过90万元，已挽回其中的17.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虽涉案金额下降151 万元，但发案数量增加了1起，而且上述两涉案主犯目前仍在外逃中，均未缉拿归案。

　　不过，建行对“引咎辞职”的高管还是预留了退路。按照惯例，建行将对主动请辞的孙、梁二人作出适当的“安抚” 。据透露，孙建成、梁富成都将被派往国外学习培训。

　　中行二级分行行长

　　“批次下岗”

　　分析人士指出，中行之所以对此事语焉不详，不愿公之于众，是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影响中行 的股改和顺利上市。

　　就在拭目建行的问责风暴会否继续的时候，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5月31日抛出已有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 岗”的消息，并表示，为加强对人力资源的管理，该行在人事改革的过程中建立起一套领导人问责制度。

　　虽然中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行长的“下岗”与最近发生的案件无关，主要是经营或其他问 题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中行之所以对此事语焉不详，不愿公之于众，是害怕事情闹大了，不利于引进战略投资者，影响 中行的股改和顺利上市。

　　中行20名二级分行的行长“下岗”暗合年初王兆文向媒体做出的表态。今年1月，中行爆发哈尔滨河松街支行金融 诈骗案时，王兆文曾表示，中行已开始研究制定涵盖各种经营管理责任和领导责任的问责制度，并同时在全行范围展开自查。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的相关性。

　　这次建行、中行的问责“接力”看似集中，实则是长期以来一直都在酝酿之中。

　　在银行业建立问责制最早酝酿于2003年底。在当年年底的国务院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关领导就指示要求尽快建立 国有银行的问责制。2004年8月20日，在央行和银监会召开的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公开表示，商业银行要建立严 格的问责制，重点查处决策责任大、导致损失金额大的不良贷款责任人。同年12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主持召开的 常务会议上，在研究建行、中行股改问题时明确要求两行尽快建立健全问责制。今年4月3日，银监会发布著名的“内控十三 条”，首次明确将问责制写进银监会的规章制度。

　　“问责制”尚待完善

　　以建行、中行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制”的实行，对内控机制薄弱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或许意味着对现有防火墙的 再次加固。

　　不过，针对建行问责制，有专家分析说，仅有问责制是不够的，关键看具体内容。如果仅仅是对所辖内发生案件或违 规事件负责，其内容与范围未免太狭隘了。

　　所谓问责制，就是对所赋予的一切权力负责，有多少权力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论是经营决策的失误、银行风险管 理的失职、人事安排缺失，还是所辖内发生案件，就得承担相应责任。这才是权力与责任的对称。同时，这种问责不仅表现为 领导者任内要承担责任，还应该具有历史的追溯性。

　　目前的一些银行领导者为了造出自己任内业绩，短期行为盛行，只求短期内能有好的报表及业绩，对个人升迁有利， 而根本无视这些业务的长期风险。目前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审核过于宽松，多少与商业银行领导人的动机有关。因此，不能既往 不咎，而要追根溯源，全面问责制就得对所有领导者的责任历程有明确的记录，追究到底。

　　四大国有银行为什么问题会那样多？其垄断条件下的业绩会差强人意，甚至效率低下，国有资产及财富大量流失，最 大的问题就在于银行领导者权力与责任严重的不对称。不少领导者被赋予个人无限权力，但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该承担多少责任 ，或者要他们承担责任时，就推脱得一干二净。如果这种现状不改变，国有银行股份改造要取得成功，是万万不可能的。而问 责制的推出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国内金融系统大案要案频发之际，在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的关键时期，建行、中行此举无疑将强化该行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政问责制度，督促他们更加勤勉、尽责地担负起领导和督导重任，从而有助于改善建行的公司内部治理环境，增强海 外投资者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信心。

　　以建行、中行引咎辞职为标志的“问责制”的实行，对内控机制薄弱的中国银行业而言，或许意味着对现有防火墙的 再次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