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两次游美，1980年的国际红学大会已有文粗记。1986年秋又重游，是去做LuceScholar（鲁斯学者）。1987年暮春之初，纽约的学者及华人文化团体都来邀我到纽约去讲红学。于是我才有了东行的机缘与兴会。
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结构学我是个不太好“挪动”的人，虽有Luce的旅行费，也不想到各城去广开眼界。忽有学友浦安迪教授函邀，要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讲《红》。这
是美国数一数二、几乎压倒哈佛的名校，我却愿去看看。于是商量讲什么题目，浦先生喜欢听我讲《红楼》结构学，约定后于3月31日飞抵纽约，一位美国学生到站迎接，并开车直奔普城。到达寓所还未坐定，台湾籍教授高友工先生便热情来打招呼———后知他是向来不肯如此行动的，对我真是特例而破格之礼数了。对此，我深为铭篆。4月1日，在“壮思堂”讲《红》，讲后又有小型讲座，皆大陆、港、台女学士，一位美国男士（他研究巴金小说，认为巴金受《红》的影响）。大陆二女士，一为吕正操先生的女儿，一位是在京熟识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吴得安。晚上是浦先生请晚饭，特到一家华人饭馆，吴女士作陪———浦先生却在一旁干坐着，因他是信教人，不食猪肉。讲座全部结束后，浦、吴两位热情送我们到火车站，车票还优待老人。火车十分平静，缓缓而行，一点儿也无杂乱之形迹。
帮唐先生说服洋院长到了纽约，本来只想会见夏志清与唐德刚两先生。唐先生在1980年红学大会上已然结识，成了熟人，夏先生则闻名不曾谋面。唐德刚先生，我和他初不相识，1980年国际红学会的第一天第一场会，他正坐在我的右边，就好像他久知我的一切，如旧交重逢一般，并即席写七绝一首见赠。他为人忠厚风趣，口才并不高，可文章写得真漂亮。他与胡适之先生关系甚深，著有胡适之口述自传（原英文）汉译。等到这次重到北美，一到纽约，他也就立即联系上了。因他正好为他所在的纽约市立大学筹备一项新课程：世界各地文化代表作，将《红楼梦》列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名著。彼校的文学院长、系主任等根本不懂《红楼梦》是怎么回事，难做决定，他遂让我去给这些领导人士和教授等讲芹书的意义。那回我很着意，因为这是《红》书的荣誉。我在美国虽然受到多次“YourEnglishisverygood”的称许，可那是一般日常酬对的口语和较易讲解的课程。轮到讲《红》的伟大意义，我这已然丢失了50年不说不用的英语，可就不敢保准了，我特嘱德刚兄替我请了一位英语流畅的沈教授作为“准备译员”———如遇到我表达有了困难时，我就改用华语，他来用英语转达一番。这是个大难题！向全然不懂的洋人讲什么《红楼梦》？比“一部二十四史”麻烦大得多呀！我记得也是先从解说“红楼梦”三字的意义讲起。他们听了也似茫然不得其“味”。好不容易归到了一句话“这部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因它包涵有最丰厚的中华文化意义”时，德刚兄听到了我说出culturalsignificance时，他立刻大声呼出“There”一字。这个字，在我们中国话里不能译为“这里”，而应译为“正是这话了！”“这才说对了！”这么一来，院长们才像释然，而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与夏先生的学术之交讲后，德刚兄送酬金，我正访夏先生于府上，他竟找到了。这回聚会，也留了照片。———我的记忆和叙法有了疏误：我和夏先生初次见面，是德刚兄安排的一次聚餐，他邀了好多位在美华人作家做东作陪，请我和夏先生上座。我带了一幅墨书红楼诗奉赠夏先生，他很高兴，立时起立合影，把字幅当作二人的“中间人”。第二天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讲时，他又特意将它带去，展在桌上让同学们看。夏先生赠我一册书，掀开末页给我看，见一段题记，其末句写的是他是个“周迷”———指喜读我的红学拙著也。分别后，他有一次在台湾的《传记文学》上读到我的纪念胡适先生的七律诗，特意来函加以赞语（他与胡先生的关系并不甚洽睦，然不因此而妨碍见赏拙句，此即可见格高）。后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出版，中有引及他的论《红》警语，故寄赠请正。又得赐函，末云：“兄学大如海，弟万不能及也！”这些过奖之言，固不敢当，然亦应当一记，庶不负他的一番心意。他的论《红》名著题曰LoveandCompassion（《爱与怜悯》），多有精辟的识见。我与夏先生是学术之交，言不及它，此会唐先生撰有专文纪实，发于报端。夏先生还夸我的英语“到底是燕大（燕京大学）出身的，果然不同”。我试问他：“我若请您到大陆去开红学会，您去吗？”他答曰：“你若请我，我就去。”言外之意是别人请，那是没门的。（摘自《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作者：马丽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