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考古）王莽与合浦“海丝路”

　　王莽是西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他以定国公身份把持朝政，建立了新莽政权（公元9年—23年），并更改汉朝年号，从而背上了“篡汉窃国”的千古骂名。后世一直将之看做是一个大奸大恶大邪大毒的权臣。其实，王莽也是一个想有一番作为的历史人物，特别是在“对外开放”方面有着独特见识。这从他对合浦采取的施政措施中，可见一二。

　　王莽当政之初，就敏锐地认识到合浦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于是他就下令把“合浦郡”

改为“桓合郡”。“桓”在古汉语中有“大”的含义，由此可见王莽对汉代合浦的认识和了解并不局限于“众水汇合入海之处”的释义。《前汉书·地理志》为此专在“合浦郡”条目中注释：“合浦郡，汉武元鼎六年开，莽曰桓合，属交州”。

　　同时，王莽还采取一系措施来提高合浦的知名度，其中之一就是把京中犯事的重臣贬往合浦，通过这些京都重臣的贬徙来加强对合浦的管治。王莽在朝控制了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婴三个皇帝秉政用事，这就是史称其“专权篡汉”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先后将一大批贵族王侯，甚至是皇亲国戚贬斥到合浦安置，其中包括哀帝皇后丁氏一族、平帝国舅卫宝，中山王后卫姬，国丈傅晏、尚书令赵昌，定陵侯淳于长，御史董恭、高昌侯董宏等。这一大批官员及皇亲国戚来到合浦之后，不但带来了京城及中原的经济、文化信息，也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合浦社会经济的发展。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自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年—公元前105年）以合浦为始发港开通以来，都是由“中国往商者”自由贸易，缺乏严格的管理，没有建立对口管理机制，这种贸易行为大都是含有“礼尚往来”的“献见”形态。因为当时从“合浦船行”至东南亚及印度（黄支国）一带，往返要数年之期，路途上“苦逢风波溺死”，加上汉武帝时汉王朝国力强盛，威加四海，此前又有文（帝）、景（帝）之治作基础。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作用还不是十分突出。

　　“平帝元始中（公元1年——5年），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国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曰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矣”。这是《前汉书·地理志》中一段非常重要的记录，可以视作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由非商业性运作向商业性运作，由民间或半官方经营向官方经营的转折点。这段记录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提法：“王莽辅助，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意思是指，由此开始的汉代海上丝路是因王莽“欲耀威德”而收买印度国王，从而强化成官营的。

　　其实，这都是对王莽“篡汉窃国”曲解。事实上，从这段记录中可以非常清楚地证实几方面的变化：一是“令遣使献生犀牛”是汉王朝（王莽）的指定行为，而不是在此之前的由应募者“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二是航线指定，由黄支国（印度）到皮宗（印度民群岛至马来半岛），再到与合浦郡交界的曰南、象林上岸后，进入合浦郡与中原漕运网络（灵渠接三江）；三是有固定的交接地点：“有已程不国（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四是有专门的官员接送，“汉之译使”。

　　王莽的如此“欲耀威德”，使得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运作模式以上述四方而固定下来，并为后世所延续沿用。直到东汉章帝年间（公元76年——88年）的黄支国献狮子，三国魏晋时“徼外诸国尝赍宝物自海路来贸货”，及至南北朝佛教鼎盛时期传入中国的佛像、佛教用具等信物也是通过这个运输航线来到合浦后传入中原的。由此可见，王莽功不可没。因为他当了十五年新莽皇帝，而被后世史籍作“欲耀威德”而记之，可惜这一段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转折处也就被忽略了。(范翔宇)

　　责编:劳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