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画像

　　我是个文字匠，爱引用别人的理论，也爱自己瞎琢磨些理论。但每写作和思索了一段时间，总会有累了倦了的时候，因为，理论是灰色的，文字是蓝色的，只有形象之树常青。于是要像充电似的，给自己充点形象。我的办法是看影碟，看美术书，看装修书。尤其是看装修书，一般人可能觉得有些奇怪，但对我特别管用。那一间间装潢精美的居室，激活了我的形象思维，激活了我的空间想象能力，使我能在理论与文字的重压下喘一喘气。

　　引以为憾的是，我至今不能从古典音乐中获得形象，听古典音乐对我来说，是忍耐的过程，而不是享受的过程。国内著名的指挥家张国勇先生说过，音乐是听不懂的，音乐也是不需要听懂的。因为音乐是所有艺术中间最最抽象的一种，“只要觉得音乐好听，其实你就听懂了”。虽然他这样的说法对我有利，但我还是认为，古典音乐是需要你去懂的，作曲家在创作某一段旋律时，他的脑海一定有一个特定的鲜活的形象，听众只有凭自己的感受能力和想象能力，靠近了这一原初形象，才算是领略了音乐最玄妙的地方，才没有辜负音乐，辜负作曲家的苦心。

　　西贝柳斯在创作《第五交响曲》的过程中，看到的形象是天鹅：“我看见了16只天鹅。天啊！多么美啊！它们环绕着我许久，在晴空中消失，化为一根银带。它们的鸣声和鹤一样有如木管……但音域较低，像小孩啜泣声，是自然的神秘色彩和生命的悲歌。”于是便有了《第五交响曲》结尾那令人难忘的“天鹅主题”。雅纳切克在创作《斯拉夫弥撒曲》的时候，看到的则是莽莽林海，“我感觉到一座教堂由那浩瀚的林海中浮现，穹苍遥伸，极目渺渺无际。一群羊摇起铃声……高耸的枞林，林梢被星星点亮，那就是祭坛上的蜡烛……”

　　勃拉姆斯毕生对于舒曼夫人克拉拉怀着精神上与情感上的爱。在写下《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中的慢板乐章后，他致函克拉拉说：“我为你画了一幅温柔的画像。”可以想象，勃拉姆斯在写这一充满美丽与柔情的慢板时，眼前始终飘着克拉拉的身影，他一心想的是：这个音符要与克拉拉的发丝相匹配，那个音符则要与克拉拉的微笑相匹配……

　　化学家凯库勒能提出苯的结构图，是因为他梦见了一条蛇，是这条蛇引领他走向复杂的理论殿堂。这使我想到，爱因斯坦在研究相对论时，也是用形象思考的。比如，他可能会看到一列奔驰的火车，一只摇晃的水杯，一个青春不再的女子，一个变幻多端的时间怪兽……这些奇幻、美妙而又诡异的画面，被一个天才的智者看到了，然后又被其他少数几个智者看到了，从而引为知音。天可怜见，我和大多数人永远也看不到，正如可能永远无法从古典音乐中获得恰当的形象一样。所以，我敬畏科学，敬畏古典音乐。

　　思考和创作的过程是繁琐的、艰难的、痛苦的，但因为有了形象作支撑，才会有一种“冷暖自知”的喜悦扩散开来。我相信，爱因斯坦在思考最艰涩的时刻，也会有一丝惬意，是形象给了他这种惬意，让他变得柔软、变得放松，最后变得那么有力量———他看到了，他抓住了，他也赢了。有人曾去维也纳访问年老的勃拉姆斯，发现这个世人眼里的糟老头活得很快活：“他看起来很苍老，头发斑白，身材肥胖，但是他的脸上总挂着喜悦、如阳光般灿烂的微笑，似乎已体会人生的意义，且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正因为有了对于克拉拉的爱，也正因为有了对于自己才华的爱，他变得无比温柔，想给世间的每一个物件都画上一幅温柔的画像。

　　这个世界本来就已经够美好的了，由于有了勃拉姆斯、爱因斯坦这样的温柔的画像者，它又多出了许多面孔，更加丰富，更加美丽。或许终其一生，我都无法看懂某些温柔的画像，但我仍然要感谢那些温柔的智慧，温柔的心。

　　作者：莫幼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