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湖南资兴公务接待改革

　　编者按：资兴市的公务接待改革起步时间虽然不长，却已在全市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为各级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改革标本。近日，《半月谈》编辑部在资兴举办了“聚焦资兴公务接待改革”论坛，邀请有关专家、记者与当地的干部、群众就这场改革的背景、成效、启示以及出路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次并非“逼上梁山”的革命

　　资兴市市长王周：资兴是个富地方，不是个穷地方。在一个富地方搞这些改革，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我们搞改革并不是想出风头，而是从执政为民出发。当官的过分享受，开支太大，群众有意见，一些人大代表对此也有看法，老百姓常常议论党政官员一台车要花多少钱，一顿饭吃掉了多少钱。对群众的呼声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第二个初衷是构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并不完全同步。从这么多年来看，资源有向权力集中的趋势，作为一级政府，要保证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才能和谐发展。我们感到推进公车改革、公务接待制度改革就是制度建设，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社会矛盾。

　　资兴市委副书记陈湘安：改革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买车、没有办法搞接待，而是领导干部自己革自己的“命”；此外，改革不仅仅是为了省几个钱，而是为了规范接待，科学行政。过去，干部把大量时间、精力用在无谓的接待方面，对干部也是一种负担。

　　资兴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太海：资兴改革的动因源于当前领导干部职务消费中的弊端太多。一是相互攀比，浪费挺大，集中表现在公车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接待的排场越来越大，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二是公务用车、公务接待中公车私用、私客公待现象较普遍，为一些见利忘义之人提供了谋私的方便；三是不计成本，开支较大，接待成本逐年攀升，2003年全市的公车近300辆，接待费用超过1000万元；四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苦乐不均。市里同职、同级的干部，因单位、部门的不同而在用车、接待上差别较大，导致人们都往有权、有钱的单位挤。

　　我们的公务接待改革是水到渠成，是建立在很多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如公车改革等，是改革的深化和继续。只是公务接待改革的难度更大，对象更复杂。

　　资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琼华：资兴公务接待改革的意义，远不止体现在改革本身，实际是执政理念的转换，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范畴。

　　体现政府良好形象

　　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公务接待改革说到底是改领导的问题，是难点，也是热点。我们多少年就管不住这张“嘴”，因为接待的大多数都是领导干部。资兴的改革值得肯定，路子和方向是对的。一是由原来的铺张浪费到节约，去年的公车改革使费用下降47%；二是由暗箱操作到公开，不乱来了；三是由不合理到基本合理，领导干部在我国是一个特殊群体，有好多特权，这个改革把一些特权给改掉了；四是由公私不分到公私分明；五是由不限量到限量。可以说，从政治、经济、社会效益综合来看，资兴的改革都符合时代潮流。

　　资兴市东江镇党委书记赖志明：以前餐馆门前总停着许多公车，老百姓有意见。我们镇去年公务接待17万元，今年公务接待经费从财政所核定后，下降了20％。现在每月1万元，大约一年能省几万元，受到群众的普遍认同。

　　资兴市人大代表周香兰：我认为，改革后体现出了政府的良好形象。单位公车消失了，大吃大喝之风消失了。以前，公务接待随意性太大，存在大量浪费。改革后，暗补改为明补，量化、核定到人，节约部分归己，领导干部也会精打细算。据我了解，现在各单位的食堂都办得比较红火。

　　资兴市政协委员郭解平：公务接待改革在资兴减轻了财政压力，改变了官本位思想，减少了“三乱”现象，也净化了投资环境。以前同学、老乡聚会，一般都是领导或者当老板的签单，现在不一样了，流行吃盒饭。以前老百姓爱议论哪个单位买了什么好车，现在街上跑的好车一般是私车。我在生意上与很多广东老板有往来，他们过去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是资兴著名旅游景点东江湖，现在谈论最多的则是资兴的公务接待和公车改革。他们认为这说明资兴的经济环境在变好，所以纷纷来这里投资建厂。

　　改革更需要制度支持

　　李太海：党政部门长期在公务接待方面形成的习惯，一下子扭转过来还比较难。过去是无车不出门，没车不下乡，现在不下去，就可能丢你的位子，摘你的帽子。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媒体报道后各地来学习、取经的不少，但我们感到要形成气候还有一个过程。资兴目前是“一市两制”，也就是说资兴市委、政府管辖的科局单位改了，但归上级部门垂直管理的还没改。

　　资兴市公务接待改革办公室主任曾维岳：搞改革要结合本地实际，如果结合不好，就难以操作。改革的难点就是对领导干部到底补贴多少的标准问题。标准很难界定，工作量的大小很难纯粹用数字界定。再一个就是公私也不好界定，比如我坐公车下乡，顺道看一下家人，那公和私又如何区分？

　　资兴市监察局局长冯国强：资兴的两大改革，是有示范意义的改革，拥护者居多。从效果看，于党风廉政建设、改善党群关系、改善党和政府的形象，都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改革是有风险的，光资兴改还不行，需要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

　　改革需要完善的有三点：一是货币化改革是不是马上就能执行？标准是否合理？是否合法？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二是运作还要完善，公务接待的对象基本是对口接待，但是有些事情不好对口接待，还需要探索；三是工作量增加了。以前接待是一个领导签字就可以报账，现在有指标定额，如果是两个领导同时接待，就按一定比例实行AA制，还要办公室签单，这样一来，管理、监督的成本可能更高一些。

　　新华社湖南分社总编辑于磊焰：我认为资兴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下改上不改，二是我改你不改或块块改条条不改，三是行政配置资源的潜规则仍在起作用，四是调整利益格局势必引起部分人本能的抵触，五是群众对这个改革最终认不认可，六是来自官场文化的压力。总之属于制度环境的压力和配套改革的压力。中国改革推进到今天，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能够推进多深，能够走多远，最终都取决于制度环境，取决于整个领域的配套改革。

　　“长远收益大于近期收益，无形收益大于有形收益”

　　资兴市政协副主席李宙南：任何改革都有风险，但凡是顺应民心民意的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顺民意就是开顺风船，领导就是掌舵人，资兴的领导敢于改革，善于改革，合乎民意，顺应潮流，所以取得了成效。资兴的车改和公务接待改革，如果能为促进整个国家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也是资兴人的自豪。

　　于磊焰：我们知道，行政成本是在一定的行政体制框架内发生的，只有在一个有很多问题的体制内，行政成本才居高不下，腐败与浪费才会盛行。资兴的“自选动作”敢于触动自我利益，敢于否定自己，实际是向目前的体制挑战，除了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还要有一种道德勇气，要有一种革命的胆识。民意即大势，民意即潮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执政党对自己的约束要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是民意，就是大势。因此，资兴改革的撬动效应不可低估。我个人认为，其长远收益大于近期收益，无形收益大于有形收益。

　　半月谈杂志社副总编辑张正宪：资兴的改革，在提高行政绩效、建设公务文明、加强执政能力的意义上，是一个勇敢的冲破，一项理性的创新，一步卓有成效的探索。资兴市的领导激发自我改革的意识、讲究改革操作的艺术、注重改革实践的效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批评、有争议是正常的。我认为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改革的现实性与正当性的关系。任何改革的推进，都离不开相应的激励。但是，这“激励”，还当有相关制度的呼应和支持，还当有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二是改革的突破性与持续性的关系。改革突破需要勇气，改革的持续则需要更多的韧性和智慧。三是改革的实验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如不同部门、不同职级公务接待标准的制定，还需进一步合理化、规范化。

　　新华社湖南分社副总编辑段羡菊：资兴的改革，好就好在让人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冲破旧的束缚的创新活力，让人们看到了从精简行政成本入手是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继而净化政治生态的一条现实有效的途径。自下而上的改革就像一个火种，开始只能用扇子或者火筒轻轻地吹，吹得太厉害了，反而会将火种熄灭。一些地方涌现出的公车改革，现在遭到很多非难，说明改革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资兴的改革非但没有夭折，反而由公车改革向公务接待改革推进，说明这个地方的改革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

　　从个性化改革到科学推进

　　湖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王学杰：公务接待属于公务消费的一部分。从国际来看，把公务接待降低到最低限度是各国政府共同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开始了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就是为了降低行政成本。一些国家采取的办法是提高公务员的出差补助、住宿标准等。大幅提高出差补助，既维护了各级公务员应有的职业尊严，也有效遏止了公务接待中的浪费现象。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现在不低，然而，公车、公务接待占到了1/10。如果将隐性成本算进来，应该更高，有文章说1/2被直接消耗掉了。资兴的改革带有制度创新的性质，可能闯出条新路来。

　　湖南大学特聘教授王明高：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职务消费，发现有三个“非常”：非常规范，它不是模糊的，划分很清楚；非常科学，既符合现实，又符合廉政的要求；非常惩处，不搞下不为例，按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根据这些，我认为改革有六个字，规范、科学、阳光。现在全国各地职务消费改革，究竟多少标准为宜？如果太高了，老百姓有意见，如果太低了，没有激励性。

　　在职务消费特别是反腐倡廉方面，这些年我们国家确实进步了。但毋庸讳言，世界上一些很好的制度我们没有应用。如金融实名制、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社会保障号码制等。为什么现在外逃贪官越来越多？为什么社会的信用缺失越来越严重？就在于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缺陷。

　　张正宪：资兴的改革要走下去，走出去，要突破三道难关。一是既得利益的调整。剥离一些特权，就是革自己的命。二是从政文化的再造。这一改革，也是对官场潜规则的强力冲击，也是对官员执政“形象”、“职业尊严”、“身份意识”新的诠释和塑造。三是政治改革的深入。只有在政府职能的转换、干部制度的变革、民主法制的进步中，公务接待改革才会有更广大的空间、更持久的效应。

　　从具体的运作来看，资兴改革的当务之急，是从基层突破走向上下互动，从“强人效应”进入制度创新，从个性改革转为科学推进。

　　于磊焰：我认为资兴改革的出路在于：一是配套改革，二是对改革成果加以制度化巩固，三是需要大气候、大环境的配合。资兴要走打造大社会小政府、低价高效政府的路子，其中政府转变职能是核心。一、行政职能与行政边界要明确清晰，二、要建立政府行政决策评价制度，三、对行政业绩考核方法要改革。（编辑：汤延涓）（责任编辑:常烨）（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