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钟表厂易主一分钟的谢幕式

　　拍卖全程一分钟

　　虽然先前舆论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在重庆钟表厂的拍卖现场，并没有足够的气氛来衬托这个曾经享誉全国的老牌国 有企业应有的分量。

　　哪怕它的标的达到1.3亿元，是重庆市规定涉讼经营性国有产权必须进场交易以来，

最大的一宗国有破产财产处置 ；哪怕它有显赫的身世，曾以“山城牌手表”的金字招牌，成为重庆近代轻工业的标志产品；哪怕它尚有庞大的家底，约14 9亩土地及6.7万多平方米厂房等坐落在重庆主城的黄金地带，但在拍卖现场，记者和工作人员显然远远超过了拍卖参与者 。

　　5月31日11点，联交所。非常平静。一次竞价，一槌定音。全场只有9号牌的周姓男子举牌应价。在毫无竞争的 情况下，他以1.3亿元起拍价，1分钟内买走其拍卖资产。

　　情况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5月30日出现的两位竞争者没有举牌！

　　根据联交所的负责人介绍，此次拍卖，对竞买人的门槛设置得非常高：需缴纳6000万元保证金，创下重庆拍卖业 的最高纪录。尽管如此，5月30日上午9点，仍然有3位交了6000万元保证金的买家进场。

　　没有人知道竞争者的真实情况，他们在拍卖结束后，就率先离去。而9号牌的周姓男子经过签字画押后，也没有理会 现场的任何记者，匆匆离开。

　　全过程不超过5分钟。

　　买家是谁？钟表厂的资产又将如何处置？

　　资产处置仍是谜

　　几经周折，记者从联交所处得知，这位不愿透露任何信息的买家是重庆渝富资产公司代表。这是一家国有公司，成立 于2004年3月18日，一直从事我市不良资产处置，并具备土地储备功能。

　　随后记者从渝富办公室秦主任处得到证实。不过，他没有透露所购资产的用途。

　　据市联交所人士介绍，5月31日进行的拍卖，涉及重庆钟表工业公司破产财产的无形资产、土地和房产。其中，包 括近10万平方米土地(约149亩)，以及6.7万平方米厂房、仓库和办公楼、库存钟表(估价47.1万元)及400 台机器设备等，资产评估总价为1.25亿元左右。

　　“显然，此次拿下近10万平方米土地，是渝富的意图所在。”业内一人士揣测着说：“虽然目前该地块属于工业仓 储教育性质的划拨地，但由于毗邻石桥铺，周边社区和配套都比较成熟，改变性质后，将是很好的商业和住宅开发用地。”

　　记者调查获知，重庆钟表公司附近的商业用地，一般价格在100万元/亩左右。

　　渝富资产管理公司有关人士在非正常场合也透露，拍得的土地将作为储备进行整治，至于机器设备、存货、无形资产 ，会在近期进行研究处置。

　　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确认。

　　6月3日，记者以购买者身份询问渝富公司钟表厂资产相关处置情况。一位自称姓周的负责钟表厂项目的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钟表厂的资产处置方式暂未确定，等开了相关工作会议后再定。到时候你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而对于更多有关钟表厂资产处理情况的细节，他表示不便透露。

　　“没落贵族”早蒙尘

　　被成功拍卖的消息迅速传到重庆钟表厂，石桥铺兰花村1号。

　　破旧的大门，“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几个字依稀可辨，大部分厂房都挂上了一些与钟表毫不相干的招牌。

　　6月3日，记者到达现场，看到厂房大都已经分别租赁承包给私营业主，生产摩配、塑胶等等。据长住钟表厂家属区 的职工家属介绍，由于钟表厂早已停厂。为了增加收入和不让厂房闲置，多数厂房都租给了一些个体经营者，仅获得微薄的租 金。

　　记者沿钟表厂的两个厂区而行，厂区里非常安静，曾经最繁忙的办公楼大门前的玻璃早已残缺，内部更是破败不堪。 记者来到二楼会议室，透过玻璃门看见桌子、椅子杂乱堆放着，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灰尘，显然是很久都没有人来过。办公楼的 境况在钟表厂算最好的，其它厂房的境遇就更加惨淡。几个曾经在钟表厂的发展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厂房如今也是被野草围住 。一名在钟表厂某厂门门口生产零件的小工告诉记者，他已经在此工作一年多。“但不是钟表厂的人。”

　　而在此时，虽然拍卖的事情尘埃落定，但在以重庆钟表工业公司为中心的住宅小区内，人们仍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 议论此事。

　　曾经辉煌成追忆

　　80岁的刘建成老人在获得这个消息时，更是悲伤。他似乎放心不下一些事情，带着记者在钟表厂的几处老厂房里绕 着圈。

　　“我于1952年3月3日从区政府到钟表厂报到，8月份进厂。”据老人介绍，那时候他去的地方是钟表厂的前身 ，但并不生产钟表。“当时厂里是以生产乐器为主，直到1955年，厂里才做出第一块钟表。”

　　钟表厂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特别到上世纪80年代，辉煌一时。当时，山城手表的年产量曾达到近200万只，重 庆钟表工业公司发展成为资产上亿元、下属10多家企业的大型国有企业。“山城”牌手表、“金山城”手表及“舵牌”三个 耀眼商标，曾经与上海牌、海鸥牌手表齐名，纵横国内。

　　即将惜别与钟表厂共度的53个年头，刘建成老人一遍遍细数着早已出租给别人的厂房，不止一次地表示不舍。但他 明白，“厂里差了国家的债，卖了厂还债也是对国家有个交待。”

　　几十年过去了，钟表厂经历了大起大落，最终也走到了它“宿命”的终点。

　　情感依恋尤难舍

　　对于见证了光辉与荣誉的“钟表人”来说，一些情感上的依恋远大于了对拍卖场上价格的追求。

　　卓振友老人亦是钟表厂在创始之初的“老领导”。他17岁便进入钟表厂前身珊瑚坝飞机码头做工，钟表厂是他一生 共处最长时间的老友。

　　“当时周亚厂长借了三万块钱在珊瑚坝飞机码头买了厂房，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的做起来，直到后来做到1987年时 全厂职工7000人，‘内八厂、外八厂’的庞大规模。”忆起往日的辉煌，卓振友提高音调，引来了几个路过的年轻“钟表 人”。

　　“50多年过去了，曾经为钟表厂辛勤劳动过的同志有的已经告别人间，健在者大多数已到暮年。”这是记录钟表厂 创始人周亚人生方志里的一句话。卓所提到的飞机码头厂房和周亚厂长，对于钟表厂来说都是历史中无法抹掉的一轮。

　　1952年6月10日“全厂员工”的一张合影显示，当时整个厂里不过46人，《秉森韵志》(记录周亚生平事迹 的一本方志)中周亚本人也无法想到今天的钟表厂会关系到数千人的命运。

　　在以后的50年中，钟表厂渐入辉煌，直到最光辉的1980代末，有了在江北、沙坪坝、渝北、杨家坪等地大建分 厂的“盛世局面”。

　　“1987年，钟表厂在现在的厂区建有8个工厂，在外面同时建有8个工厂。”卓振友老人为记者描述“内八厂、 外八厂”的来由。

　　“那个时候厂里买了12部大客车，专门接送厂里职工上下班，人们只要知道你是钟表厂的职工，都会敬你三分。大 家都把手上戴一块山城牌手表当一种荣耀。”

　　而今天，即使在这批老钟表人的家中，也很难找到一块“山城牌”手表。刘建成老人认为这是在1980年末的时候 ，工厂生产的质量跟不上形势，电子表和进口表大量涌入造成的。“市场开放后，大家都去用价钱便宜功能多的电子表，工厂 里的表一下子就滞销了。”

　　“钟表厂由辉煌到没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变化了，人们对手表的需求量减少；企业包袱过重，无法抽出足够资金 投入新产品研发，产品结构单一等。另外，还有管理、人才等等因素。真是一言难尽啊。”一位熟悉钟表厂的人士对记者说。

　　据卓振友回忆，到1998年时，当时厂里的职工就从7000人减到了4000人。“厂里职工的工资都在200 元左右。”他认为从这个时代开始，钟表的荣耀已经不存在了。

　　“重庆钟表公司破产财产处置历时3年。”老人不堪回忆这段迅速走向衰败的历史，“2002年2月17日，重庆 市第一中级法院宣布重庆钟表工业公司破产。2003年，该企业曾进行过一次拍卖。当时处置的包括1200台套闲置机器 设备，以600万元成交。”

　　在以后的几年里，日子都是在一些传言里度过的，除了偶尔和朋友一起回忆起昔日的辉煌外，卓振友和刘建成这批钟 表厂的创始人开始担心诸如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尤其是在2001年负责钟表厂破厂的清算工作组进入厂里以后，刘建成更是 只要“有机会”，就适当地寻问清算工作组相关情况。

　　清算组不会退场

　　几经波折，在钟表厂的一处老式办公楼内，记者见到了这位“长驻钟表厂”的工作组的一员——廖善颜，他是从江津 造纸厂抽调过来的。他表示，工作组虽然成员多达14人，但长驻钟表厂处理日常工作的一共有3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据悉，清算组的具体职责主要是：全面接管企业，负责破产企业的财产、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依法对破产企业 的财产进行清理；提交财产变现和分配方案等。

　　虽然钟表厂已经成功拍卖，但工作组的工作在短期内不会完成。据了解，工作组由市一中院组织，其成员包括经委等 相关部门的代表。工作组自2001年10月30日进场以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现在，更是到了关键时刻。

　　6月6日上午10点30分，有人通知原钟表厂的部分职工因为住房公积金等问题又和轻纺集团交涉，他不得不又一 次面对“压力”。

　　对于钟表厂卖给渝富公司后的具体走向，廖不置可否。对于钟表厂的资产管理，廖表示在拍卖之前，应由工作组管理 ，拍卖以后，就应由渝富公司管理。“由于拍卖离现在仅有几天时间，资产仍没有移交。”他表示移交给渝富公司后，工作组 仍不会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