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性革命”

　　女性观察

　　王宏维

　　“性革命”或“性解放”是一个流传很广的时尚词汇。人们用它解释可大可小、甚至微不足道的与性或性别关系有关的各种变化，如街上流行超短裙和透视装、或者离婚率有所

上升了，人们就可能将之归咎于受了“性解放”的影响……

　　但是，按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性政治》的作者、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利特的说法，对这个词的滥用却是“幼稚”的表现。在她看来，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性革命”的，必定是与“性政治”即两性之间的政治关系相关的“革命性变革”。换言之，“性革命”并不只是指人们以一种随便、随意的态度来对待性及两性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彻底改变由来已久的男权制的统治。根据《性政治》一书所作的分析，因性别而进行的“男尊女卑”的等级划分、以及男性拥有对女性的统治权，其实质也就如阶级、种族的划分与统治一样，形成的是一种社会统治关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把女性主义理论归结为一种政治学，亦不无道理。而改变和摧毁这样的性别等级及与之相关的性别统治，在西方也就被称之为“性革命”——问世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一次反动。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男权制遭到了无数的非议和攻击，在一些方面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妇女的地位与权利也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性政治》一书仍然认为，在这一时期实际并未发生和完成剧烈的革命。“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结束男权制，废除男权中心思想和大男子主义，以及与此相连的各种社会规范，改变原来男女两性相互隔离、一方奴役另一方的状况。米利特还特别强调了“性革命”主要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她认为:“人们必须明白，性革命的领域更主要的是人类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类的制度。男权制根深蒂固，它在男性和女性身上形成的性格结构，更多地反映的是一种思维定势和社会方式，而不是某种政治制度。”这就是说，“性革命”一方面要破除与性统治有关的社会制度、规范，更重要的是清除男权统治的思想基础。

　　因此，要进行“性革命”，首先必须重新审视由父权制统治所规定的“男性”和“女性”的特征，重新评估男女两性的优点与可取之处，并且把适合于男女双方的品质推荐给所有社会成员。如西方传统上认为理智、效率是体现男性气质的，温柔、体贴则是体现女性气质的。而到现代社会，不仅女性必须同样具备理智和效率，男性也应当走出把诉诸暴力等同于“男子汉”气概的误区。在这一意义上说，“性革命”就是要改变男权社会把两性气质(特征)刻板化、固定化的做法，即不再按照传统的性别模式对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进行规范和塑造。显然，这也将影响并改变男权制基础上的家庭。随着女性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尤其是当她们开始具备了独立的经济能力、自由程度的增长就将更快，结果不仅会削弱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也将促使家务劳动和子女养育的社会化，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功能因而被进一步瓦解。对此，米利特推测，如果人们愿意，以家庭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可能会被自愿的伙伴关系所取代。但她也认为，目前的时代距离这一推测还非常遥远。

　　其次，进行“性革命”还必须铲除环绕性与性关系的消极氛围及双重标准。消极氛围主要是指西方传统上的性抑制和性禁忌，尤其是指在维多利亚时代以“假道学”面貌出现的性压抑所达到的危机程度。米利特认为，现存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有着深厚的男权制背景，而处于同一背景上的种种性压抑和性禁忌，实质都是为了解除可能对一夫一妻制婚姻造成威胁——包括同性恋、非婚生育、婚前与婚外性行为等等。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以注重“纯洁”和“贞操”而著称，非婚生育被严格禁止，妇女一旦有非婚生育将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然而在紧接着的19世纪的60年代，英国议会却通过《传染病法案》将卖淫合法化，并由政府进行统一管理，卖淫少女的合法年龄定为12岁。根据这一法案，任何妇女都可充任妓女，只要有警察或她们的代理人发话。她们还必须接受强制性体检，若有违抗就将送入监狱。何为“双重标准”和“假道学”？对比这个法案的前前后后就再清楚不过了！这说明，男权制背景上的性压抑和性禁忌主要是用于压制女性、维护男权的。当那些男性统治者满口仁义道德的同时，他们自相矛盾的所作所为及引发的恶劣后果，是无论怎样的道德面具都无法遮掩得住的。

　　第三，进行“性革命”，必须在明确最终目标的同时，认识到这一目标的实现应是分阶段的，并将产生新的融合。《性政治》的作者米利特指出，要取得“性革命”剧烈而根本的变革并非易事，有可能出现半途中止、甚至暂时倒退的情况。尽管如此，“性革命”在当前还是取得一些里程碑式的进展，并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女性公民权的获得，对于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公民权力的群体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成就。但遗憾的是，由于受男权文化制约，学术界往往对“性革命”的阶段性成果及其影响或视而不见、或只作微不足道的肯定，热衷于探讨的是工业、经济等方面的改变，并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值得研究的社会重大变革，这也正是米利特撰写《性政治》、开展“性革命”探讨的一个重要动因。“性革命”还将与种族、阶级等被压制群体的反抗联系在一起，冲击和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根本性的价值观，以推进性等级和其他形式等级制度的彻底灭亡，即通过融入、推进世界民主政治进程而彰显其社会意义。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