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观察:“车牌被偷选择私了”尴尬了谁？

　　据6月7日《南国早报》报道，在南宁，小偷频频盗窃车牌，并留下号码来敲诈车主。许多车主因为补办车牌时间长、手续繁杂，就选择了妥协，与小偷“私了”。这样的现象引人深思。

　　有人把时下称为“汽车时代”，这足以说明汽车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不过，如果汽车车牌丢了，汽车也就失去了上路的资格。对那些追求速度和效率的车主来说，有车不

能开，实在是大大的不便。

　　小偷盗窃车牌，显然不是去卖废铁的。那一小块铁牌，断然是值不了几个钱的，他们冲的是车牌本身蕴涵的“资质”———失去车牌的车主，要想重新拥有车牌，获得上路资格，大致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是到车管所补办车牌，二是从小偷手中“找回来”。毕竟，就客观现实而言，寄望于警方快捷破案，存在不小的难度。

　　无可争议的是，走正规渠道补办车牌，符合法律程序的正义和道德的正义。大家也知道，与盗贼私下交易，只会助长这些小偷的嚣张气焰，不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可是，车主却多选择与小偷进行交易“私了”，原因就是在两种选择的利益博弈中，后一种选择更有利于车主。

　　比如，车主到车管所补办车牌需要到办证大厅登记，然后要交80元做个登报声明，再交300多元新造车牌费用，还有10多元的发动机、车架拓印费。然后，还得等上两个星期，才能拿到新牌。而从小偷手中“买回”车牌，不仅经济成本要低，更重要的是，能够节省大量时间。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今天，车主的选择除去道德的因素，显然是更经济的。

　　我以为，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仅仅寄希望于失去车牌的车主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形成这一局面背后的制度成因是什么。

　　现在人们越来越强调政府的行政效率。其实，当前诸多公共管理和服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如何，确是考核这些职能机关亲民的重要指数。试想，如果职能机关的程序设置极为繁琐，不是为方便百姓考虑，而是以牺牲百姓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为代价，这样的职能部门，在百姓眼中只能是个官僚机构。

　　车主丢失车牌，实际上丢掉的只是一种符号。因为那一块小铁皮是不值钱的。车主原先取得那块车牌，已经付出相应“成本”了。也就是说，补办车牌，实际上需要的是管理部门重新贴上一个印记。这本并不需要车主再花费较大的经济成本。而且，在信息发达的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手段，也足以大大简化手续、缩短时间。

　　现实的问题是，丢失车牌的车主除了要花不菲的补办费用，还要耗上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样的程序，又如何体现服务绩效呢？在今天，一些地方行政效率偏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车牌被偷车主选择“私了”，正是对有关部门行政效率低下的一个讽刺。所以说，出现车主与小偷的非正当交易现象，我们若把板子仅打在车主身上，恐怕是有失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