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印象

　　第58届戛纳电影节落幕了，中国影片《青红》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我与编导王小帅没有见过面，但在电视里多次看到他，四方脸、高鼻梁、眼神都很像其父亲。小帅的父亲王家驹是我中学时代（合肥二中）的同学，高中我们同班、同宿舍，他是我的上铺。他喜欢音乐、表演，我喜爱美术，我们特别要好。他的幽默和戏剧性夸张动作，常给大家带来欢乐。1954年，合肥几个中学举行联欢会，王家驹提出要和我合演一个节目，我不会普通话，他真会想点子，编导一个类似双簧的小品。王家驹写台词，设计动作，节目是———小提琴独奏；

我被化装成卓别林式的小丑。启幕了，我抱着琴盒，撅着屁股，按编导要求一步一步上了台，王家驹在幕后道白，我打开琴盒，拿出扫把和一只鸡毛掸子，做拉琴状，他在后台拉琴配音，台前幕后协调一致，小提琴拉出的曲子婉转动听，台下哗然，演出的效果非常成功。

　　高中毕业，王家驹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毕业后拍了电影，后来我在电影银幕上见过他两次。由于工作调动，家驹和夫人邓美慈带着两个孩子迁居于贵州，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光阴如箭，一晃就是40多年，直至1998年，由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老同学张宝玮先生牵头，才知道他们全家居住于北京，这才与王家驹联系上。

　　1999年，王家驹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时，我接到美慈一封信，并寄来两张合家照片，家驹胖了，美慈细看还能认得出，可能是几年前拍的，儿子王小帅瘦长的脸，眼睛很像爸爸，精灵帅气；女儿冠子是老二，贤淑清秀，偏像母亲。

　　去年秋天，接家驹两次电话，说小帅常在外忙于拍影片，住房空闲，生活也很方便，要我到北京看看，在他家小住一阵。由于老同学的诚挚，我欣然接受邀请。9月18日我乘合肥到北京快车，次日清晨到达北京。当我走出车站时，王家驹夫妇、张宝玮早已站在约定的地方等我。在川流的人群中，我们拥抱在一起，几只手紧紧握着不放，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岁月变了，时代变了，我们的样子都变了，要不是宝玮在场，我们碰到面，一时还真难认出。

　　王家驹住在顺义后沙峪，公寓是花园式楼群，环境幽静，住房是二房二厅，我就住在小帅卧室。躺在床上，就像在自己的家，一切都感到亲切随和。小帅的房间布置得简洁、明快，床边有一个镶入墙壁里的衣柜，靠着南窗有一张书桌，桌上放着几本杂志，上方挂着用电影胶片组合的装饰挂件，外形抽象，结构简单，构思巧妙，给我无限新奇的想象。交谈后知道，小帅继承了父亲的基因，1985年由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情钟父亲的戏剧专业，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9年毕业后，留在北京独闯天下，家驹、美慈虽然有稳定较高的收入，但上要赡养老人，下要负担女儿读书，生活并不那么容易。由于经济拮据，小帅只好借住在朋友家。那段时间，条件简陋，生活艰苦。

　　26岁时的王小帅已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独立制片人。1991年筹拍电影《冬春的日子》，投资方提供经费有限，不仅生活上处处节省，在拍片处理上也煞费苦心。《冬春的日子》片断———小冬对着镜子打扮自己……画外之意说明小冬得了轻度精神病，因为拍不起砸碎全校窗上的玻璃，仅寥寥几个镜头几句话，把主人公的命运推向了新的危机，表现手法反倒出新。折腾了一年多时间，影片拍好了，因为考虑到用费，只制作了两个拷贝，自己留一个，另一个拿到香港合成。

　　《冬春的日子》总算迎来了曙光，1993年接到渥太华国际电影节的邀请，当年十月去加拿大那里参加举办的电影展。编导王小帅及有关人员在办理出国护照时受阻。短暂的一线曙光很快消失了，小帅花光了积蓄，还借了债。

　　小帅有着天马行空，离经叛道的精神，这着实使在武汉的父母放心不下，一怕儿子在政治上犯错误，二怕小帅承受不了贫困的经济压力。小帅却另有说法：我不会在刀尖上跳舞，《冬春的日子》经过多方面审查，没有提到政治问题，请父母放心，至于穷，我忍了。

　　在这段艰苦难忘的岁月里，小帅的坚韧信心和灵敏的艺术直觉占了上风，相继拍摄了电影《二弟》《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和《青红》。《十七岁的单车》曾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王小帅，几经沉浮再度辉煌，如今站到中国电影的最前列，我在远方祝福他成功。

　　作者：李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