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编东亚历史教科书中文版首发式实录(3)

　　[中国日报记者]:

　　刚才梅田讲到日文版的销售，能否透露中文版的印刷量和韩文版的印刷量，因为今天是中文版发布会，除了首批印发量以外，能否估计到还有多少读者会用到？

　　[尹辉锋]:

　　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韩国出版的情况，现在在韩国已经印刷了2万册，这在韩国历史书籍出版当中也是相当可观的事情。我们在7月份将第二次再版。韩国政府非常的支持，希望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来向学校捐赠，最好把它发展成为历史辅助教材。

　　[谢寿光]:

　　我来回答一下中文版的有关情况，我们首印是二万册，到今天可以说，这二万册可能在两天之内全部发出去。中文版到底有多大的量？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好妄加判断。因为我国的图书市场确实不如韩国，也不如日本那么成熟和规范，我们作为一家坚持走严创、高端的出版社，我们不想有意识地去炒作某些书。由于这本书是三国学者共同编纂的历史性读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中国那么大的图书市场，将来它的销售前景确实不好预测。

　　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的书业不是特别的发达，在这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尤其到后期阶段，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的媒体显示出非常强烈的敏锐性。但出版业自身的媒体非常的迟钝，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编者、我们的专家没有接受到关于像书业媒体的采访报道，对于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作为出版者对推广工作做得并不是很理想。我做最保守的估计，按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高端产品，通过我们的渠道，如果有政府因素介入就另说了，完全按照市场自由的选择，应该在十到二十万的销售量。日本在一周之内是两万册，接着又加印了。我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参与到这件事，能够采购这样的书，至少能够赠送给中西部比较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生，可能形成的效应就会更大，当然有赖于媒体的支持。看到今天这样的场面，我的信心是大增的，后面印刷量和发行量也不只是一二十万，也可能是一二百万。谢谢你提这个问题。

　　[中国日报记者]:

　　是否全部是商业运作？

　　[谢寿光]:

　　全部是商业运作的。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方面给予了资助。这本书完全是靠研究者，在这本书编撰过程当中遇到很大困难，比如资金的问题，我想这一点编纂者的体会会更深。

　　[北京晨报记者]:

　　就发行问题我问一下，中方的版本，刚才说希望企业界赞助，然后把这本书向学校捐助，作为历史读本的话，是否有一些学校向我们联络这本书，他们是否有一些想法，希望能够作为教材？

　　[谢寿光]:

　　这不是一本教科书，是一本教材的读本，是一个辅助性的读物。当然，辅助性的读物，无论内容质量，还是体现的以史为鉴、面向东亚三国未来的思想，这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广大青少年的，甚至所有中国人都来阅读的。我们会通过举办一些活动，而且已经有一些省市的学校，包括教育主管部门表示过意愿。这本书今天刚刚发行，以后你还可以随时跟踪报道。

　　[中国网记者]:

　　我想问一个稍有点超前的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很多人对历史问题认识不清，有很多右翼分子，这与美国当时出于冷战目的而对日本进行的包庇、纵容有很大关系。实际上，目前西方仍有很多民众和媒体对东亚历史问题认识不清，台湾还有一些人去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把这本书以及其中体现的观点进一步向国际上推介，比如说把它翻译成英文版、法文版等等，有没有向海外发行的计划呢？

　　[步平]:

　　已经有外面的出版社要求把它翻译成英文、中文繁体字和世界语，有三家出版社都和我们联系了，正在商谈之中。

　　[谢寿光]:

　　补充一下，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成本会比较高，我们会进一步商量。可能没有一个出版社说自己来翻译，最好由三家一起来翻译。至于繁体中文版，昨天接到的电话就说要出繁体版；还有一个情况，台湾对简体版的销售已经不成问题了，出版社有很畅通的销售渠道，估计在很短的时间内，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中文简体版的版本。

　　[中华读书报记者]:

　　我先澄清一下，作为行业媒体，我们已经采访了步平先生，会安排报道。第二个问题，请你解释一下书的封皮上的图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含义在里面。

　　[步平]:

　　三国的封皮是一样的，这是由韩国编者构思的，三国学者开展了三年讨论，三年之中，每年要进行三国青少年的历史交流，所以也反映了三国青少年的历史交流情况。

　　[新加坡记者]:

　　中日韩三国有多少位学者参与了这本书的研究和编写？第二个问题，有一种看法是：这本书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大呢？

　　[步平]:

　　多少学者参与，书后面都已经有了。刚才你说到象征意义，编写过程的意义很重要，因为提供了一种模式，三国学者在探索共同认识的道理，而不仅仅是象征意义，也不仅仅是因为当前形势下推出这本书。三年前我们构思这本书的时候，形势还和现在不一样。希望今后双方相互交流、沟通，加强历史认识的意义可能会更重要。

　　[南华早报记者]:

　　编写者在编写过程当中有什么遗憾？三方的编写者在编写过程中还有什么比较大的争执，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数字方面的，请步老师举个例子。

　　[步平]:

　　要说遗憾，有很多遗憾。虽然这本书编写了三年，但出版的时候觉得还有很多话需要讨论，因为没有那么多经费，每次到一个国家开会的时候总是二到三天，非常的紧张，分为四个组，甚至讨论到凌晨还有很多话，没有办法，还要出。比如最后的年报，日本和韩方的年报都登上了，而中方的年报还来不及做上去，这里还有具体问题，需要探讨。刚才谈到有些问题写上去了，比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比如关于日本侵占韩国的过程写得很清楚，不是合并，是强占。如何评价它？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没有写上去，以后对于这种问题会继续讨论。

　　[新京报记者]:

　　从出版时间来说，是否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包括南京大屠杀，出现了对于历史教科书相对应的语言，是否体现了和历史教科书相对应的呢？

　　[步平]:

　　关于时间安排确实有一点考虑。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审批制度是每隔四年审批一次，2001年的教科书，也就是05年的教科书是要重新审定的。2002年开始考虑这本书的时候，是想在2005年，也就是扶桑社教科书的改订本的时候也同时出版这本书，这就是我们开始的考虑。

　　第二，我们没有完全针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也是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考虑的，没有针对哪本书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考虑这本书的提纲最开始是按照历史事实的发展来考虑的。

　　[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

　　步教授，这本书界定为读本，不叫教科书，当中的原因是什么？中、日、韩以后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可能性大不大？

　　[步平]:

　　很简单，中国的教科书编写是有一定规范的，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我们这项工作完全是三国学者共同进行的，从学者层面自发组织的，所以不可能把它作为教科书。

　　第二，将来有没有可能作为教科书？大家知道每个国家的教科书都是由本国编写的，由几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编写教科书的体制我还没见到过，不知道今后教育部对这事或者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新京报记者]:

　　第一，刚才步平所长已经讲到三国学者最大的差异是历史观，体现到书里有具体的例子，刚才说到南京大屠杀的人数，大家手上都有这本书了，在具体地方还有什么差异？第二，中文版面对的是中国的读者和学生，与历史著作有什么差异？是否只增加日本和韩国的部分，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区别？第三，既然历史观有很大差异？这本书在编写的时候更多是让事实来说话，我看了书里面，事实的列举还是不太充分。其次就是它的资料来源没有说明，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索引，谢谢。

　　[步平]:

　　第一，我想纠正你刚才说的话，我刚才没有说过三国的学者有不同的历史观，我说的是三国学者的历史观是共同的。我们总说中国的历史观、日本的历史观，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比较模糊的。对日本来说有不同的历史观，可以非常简单地划为左、中、右，这是不确切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与基本历史观的差异。

　　差异在哪？在社会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我们在有些问题了解不太一样，这有差异，这种差异是要讨论的。刚才讨论到的人数问题也不是历史观的问题，也不是三十万、二十万就是历史观，这是要特别强调的。无论是三十万还是二十万，我们强调的就是：这是日本的屠杀，这是毫无疑问的。

　　[步平]:

　　第二，关于中文的教科书，这本书不是中国的教科书，所以也很难和中国的教科书来比，这样比也不太准确和客观。如果这样比的话，我们这本书同时写了三国，和单独写一国的情况不大一样，视角拓宽了。你谈到充分的问题，我希望写一本更充实的、分量更大的书。因为我们面对的学生是青少年，如果学一本学术性很强、资料很充实，引经据典的书，他们读起来很困难，这是从这样角度来考虑的。我们也有资料，面对中学生的教科书也会加上很多注解，而这本书没有加。

　　[中国教育报记者]:

　　我想请教一下中方和韩方的代表，我们这本历史读本跟各自国内的现行教材在历史观上是完全一致的吗？如果有差异的话，具体有哪些差异？

　　[步平]:

　　请问你所说的历史观是指什么概念？

　　[中国教育报记者]:

　　就是历史事实的基本方面。比如我们原来对历史事实在教育和宣传方面做得很不够，我想做得很不够是否因为存在差异呢？

　　[步平]:

　　我猜测你说的历史观可能是指对战争性质的判断，比如说日本侵略了中国还是日本没有侵略中国，就这个点来说，我们和我们的教科书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没有差异。但是在有些事实的描写上可能有一些差异。

　　[中国教育报记者]:

　　对历史事实报道方面，你认为这本读本比现行的教科书或者原来的历史书做了哪些更进一步的工作呢？

　　[步平]:

　　我希望还是不要把我们这本书和教科书比较，因为我们的性质不一样，我们使用的情况也不大一样，为什么非要比较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有否定我们的教科书呀。

　　[李泰永]:

　　我是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我现在是清华大学中韩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关于国际教科书共同开发的问题，我在这方面已经努力了15年。大家在没有对历史进行清算的状态下，三国的学者能够坐在一起，应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应该说，这本书对东亚的和平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当然，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学者的事情，只是学者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应该直接参与进来。

　　[李泰永]:

　　在欧洲，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的经验，欧洲及德国对历史就反省得非常好。欧洲在达成共同历史方面，德国和波兰做得非常好，开始的时候，德国和波兰只是在学者的层面进行研究，其成果并不显著。如果说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在1972年的时候，德国总理葛兰特来到波兰，以下跪的方式进行了道歉和反省。东北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三国进行合作的话，日本政府首先要出来给予支持。如果政府不予以支持，三个国家的学者再努力也只是低层次上的一种交流。在葛兰特之后的一位德国总理叫匈米，作为前总理现在依然在世，他访问日本的时候多次提到，对黑暗的历史进行反省，实际上对一个民族的自尊心没有任何损伤。如果现在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反省和道歉，对韩国统治36年进行道歉的话，东北亚的合作将会非常有前景。就历史教科书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对历史的一个清算。在清算历史过程中，不仅仅要编纂历史的教科书，而且日本的政府应该出来予以支持、理解。谢谢诸位。

　　[记者]:

　　中文版出版之前是否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是否提出修改的意见和要求？

　　[谢寿光]:

　　这是一本三国学者历时三年共同编纂的书，不需要经过政府审查。作为出版者自身，我们也有专业的编辑，和编纂者有共同的认同感，所以形成这样的一个成果发布会。不是所有的书都需要审查的。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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