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告行人：同情的无奈是法治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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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一个内蒙古来京的19岁农民小刘，在紫竹院路的人行道上嬉闹，误入机动车道，与行进中的宝马相撞，小刘当场双脚、双手骨折，宝马车也被撞坏，修车花了近2万元。后交通部门认定，小刘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应该对事故负全责。近日，宝马车主将小刘告上法庭，索赔2万多元。

　　虽然事故因小刘违法而起，但基于农民这个弱者身份、宝马车的强势形象，加上小刘又在事故中被撞成了重伤，还面临着2万多元的高额索赔———这些因素让一个法理清晰的事故蒙上浓厚的情理冲突色彩，许多人在道德直觉上感觉宝马车不该索赔或者应减少索赔。

　　但显然，在清晰的法理面前，这种诉求是相当苍白无力的。我想，同情的这种苍白无力，应该是法治应有的代价吧。当我们在观念上接受了法律统治的时候，除了在生活中处处享受着法治带来的好处以外，还要有勇气准备承受其代价。比如，在这起纠葛中，我们在接受这样一个冲击着我们同情心的结果：虽然一个弱小无助的穷人，被强势的宝马车撞伤了，但他还要承担被撞坏的宝马车的维修费———因为他违法了，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人不得有下列行为：在车道内坐卧、停留、嬉闹”之规定。

　　深圳一辆巴士上发生扒窃案，案发后警方欲将所有乘客带回询问，但遭大多数乘客的反对，最后警方不得不放走所有乘客———这是法治的代价；自2003年10月1日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前医学检查由强制改为自愿，结果各地婚检率纷纷直线跳水，出现畸形儿增多的危险———这也是法治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个国家法治的文明程度，很大一个方面就是人们对法治代价的容忍度。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坦然地接受这个与我们的同情心相冲突的事实：只要违法了，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当事双方存在着多么悬殊的力量对比。

　　作者：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