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资本传奇(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0日13:24 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

　　逍遥津

　　财富故事

　　1985年的夏天，合肥街头。一个年轻人怀揣500元钱，漫无目的地在长江路上走着。从温州到合肥，这是年轻人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500元，是父亲给他的创业资金；合肥，是他人生的第一块投资地。

　　转眼20年过去了，年轻人成了“大胡子”，这是朋友给他起的绰号，“大胡子”还有另一种身份——村长。虽然小学都没毕业，但他的村子却是雁荡山区里的“亿元村”。

　　知道记者从合肥赶来，“大胡子”显得特别地兴奋，因为20年来再也没去过合肥了。提起20年前的第一笔投资，“大胡子”至今记忆犹新，只因那500元最终血本无归。没有经验的他选择了贩鳖，结果一整车鳖在运回温州的路上都死了。

　　温州，偏居中国东南一隅的传奇之地。一个令企业家顶礼膜拜，令经济学家趋之若鹜的神奇之地。20年来，温州这片土地造就了许许多多个“大胡子”，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辞职下海，随后创办自己的企业……

　　这种经历似乎可以套用在今天很多温州民营企业家身上。在温州的街上你不经意地看到的一个人，可能他就有数千万元的家产。

　　温州是一个出故事的地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人多地少，700万人口，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温州农业几乎不能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温州地处沿海前线，因此即使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在温州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少之又少。然而就是这样，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的温州人，凭借着“求生”的本能，20多年前，硬是闯出了一条“小商品、大市场”的致富之路，后被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直到今天，已走遍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人，许多仍没有脱离“老本行”。服装、制鞋、制革、打火机、眼镜等，成为温州产业的代名词。

　　这里的人们从小就确立了赚钱致富的志向，他们立志要当老板，成为能够真正挺起腰杆的有钱的中国人。他们执著于赚钱、自立自强、敢想敢干、艰苦创业、永不言败；他们四海为家，敢为人先，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我，有我的地方就能拓出一片市场；他们白手起家、运筹帷幄，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调动资金和商品。

　　民资风向标

　　身在内陆，总觉得温州离我们很远。可当知道了百诚鞋业、报喜鸟、森马、红蜻蜓、奥康、康奈、庄吉等都是温州品牌时，才发觉温州其实早就在我们身边。

　　“大胡子”用极其朴素的语言试图总结温州成功的经验，“本来就没钱，必须冲出去赚钱”；“你做生意我就跟着你做”；“温州人在做生意的时候，都愿意互相支持，一个温州人在某个地方受到伤害，大家都愿意帮助他”……

　　中国之有温州人，一如欧洲拥有犹太人。有经济学家又称温州为“热州”，因为温州经济一直是中国市场改革的排头兵，特别是温州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不仅让温州的民营企业及产品遍及全世界，而且也开始让大量的财富与资本向温州地区集聚。温州不“温”的妙语也就不胫而走。

　　然而，真正让温州民资成为全国关注焦点的还是“温州购房团”的出现。当这个自2001年起步，据估计规模约有1500亿元之巨的“购房大军”游走于内地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时候，温州民资的知名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

　　温州本土经济学者张一力博士援引数据描述了“炒房团”的实力：2天之内，“炒房团”可筹集到1．6亿元的现金。

　　温州人有钱，温州人会赚钱，可温州的民间资本到底有多少？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温州全市银行存款余额高达1800多亿元，同时，据有关机构调查分析，温州居民手头还握有1000亿元左右的现金。这两个数字相加就是2800多亿元，而其中大多数是属于个人和民营企业的。

　　这显然是一笔令人咋舌的财富，而这同时也是一笔躁动着的巨额资本。

　　20年来，温州人已成了一种符号。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知道什么是最热门、最赚钱的行业，就看温州人在干什么。

　　资本追逐利益的天性驱赶着温州人在资本场中纵横捭阖，躲闪腾挪。于是，“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电团”、“炒车团”、“炒油团”都和温州人扯上了关系。

　　“在中国的民间资本投资中，温州资本无疑具有风向标的作用。”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博士如此形容温州民间资本的激荡程度。

　　隐忧

　　当“长三角”的楼市还等待加温时，温州人已经先机而入，待到一些城市的楼市轰轰烈烈的时候，他们已经转战金融、能源、建材甚至古董、字画……

　　温州人的做大，既靠“勤”，也靠“群”。出外经商，温州人成群结队到外地，又聚居在一起，办市场、搞经营，本土经济学者称之为“小狗经济”。

　　“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只要经过6个人的中介，就能完全达成联系。”这是张一力推崇的“小世界网络”理论，他试图以此来诠释温州所特有的商业文化。

　　几个温州人聚在一起，许许多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商业信息就得到了交换，而凭借着这些宝贵的信息，温州人走在了前面。“而这种商业文化是其他地区很难拷贝去的。”张一力对这种温州所特有的商业文化十分着迷。

　　但在“温州模式”的光环下，似乎还有很多隐忧。

　　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自2004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这不仅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也是波及整个浙江的“存款锐减潮”中下滑最厉害的地区，远超宁绍和浙北。

　　与之相关的是，温州的民营资本在经过20年的积累后，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关口。“由第三产业向重工业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原来的小企业做大后，开始试水资本运营。”

　　张一力更愿把这个关口看成温州民资的重大机遇。

　　因为早在2004年初，浙江省政府就出台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对民间投资予以政策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向能源、公共事业等垄断性、基础性行业进军。

　　由于温州、浙江乃至长三角都还是产品制造中心，这种中心对外经济依赖性强。如果能向上游的装备工业扩张，利润空间就大多了，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也将得到强化。

　　诚如是，温州资本，是否将要续写新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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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民资历史波折

　　钱庄的困惑

　　温州地区肥沃的私营经济土壤，从一开始就为民间金融的萌生提供了最好的养料。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方培林是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

　　抬会的灾难

　　私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为了解决一时的资金短缺，不得已便以民间的方式进行互援自救。一种被称为“抬会”或“排会”的信贷交易方式应运而生。

　　一位经历当年事件的老人描述说：“钱收进来，先在墙两头放着，不出两个时辰，两头的钱就连在一起，一上午整面墙堆满了，到了晚上一间房子已全部堆满钱，脚都插不进”。

　　1987年冬天，失去理智、极度病态的抬会体系，顿时发生集体性的瞬间雪崩。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的冲向会主的家，一幕幕不堪目睹的悲剧上演了。在短短3个月里，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多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信用社风波

　　1986年11月1日，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6天后，东风家具厂的青年厂长苏方中创办了第一家由他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

　　也就是这时开始，一股民间力量创办金融机构的浪潮从温州开始悄然地刮向了沿海其他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那个全民办金融的年代，温州曾经出现过五花八门的金融机构——农委批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体改办批的民融服务社，还有资金调剂服务社、经济服务部、融资办事处。

　　由于先天的和体制监管上种种问题，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问题不断显现，挤兑风、逃债风、卷款风频吹。

　　民营财团整合

　　近些年，温州行业内的整合和民间资本的自发整合蔚然成风：60多家家具企业组建起“家具航母”，统一品牌经营，统一市场服务，统一兴建生产基地；40家拉链企业投资3．5亿元，扛起了联合大旗；模具业也筹划组建温州模具实业总公司，联手进行技术攻关……中瑞和中驰的成立，更是把这种整合推向了一个高潮。

　　2004年6月16日，中国最大的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控股公司在温州市发展大厦17楼正式挂牌运营。这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的以“财团”命名的股份公司。有人说温州人这种财团整合完全是国内民营企业的一种创新，使温州人那种“人人当老板”传统经营模式走向历史。

　　（文／本报记者王雄斌）

（来源：逍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