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篇社评成稿时，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仍在继续着与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的艰难谈判。在作出连串强硬表态之后，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与美、欧之间的贸易磋商，这符合国际关系交往中的张弛之道。若谈判有果，预计也将符合这样的规律，美、欧的设限门槛，有可能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但中国的纺织品也不可能如纺织企业原先憧憬的那样，全无阻碍地直入美欧市场。而且不独纺织品，中国的其他各种产品，都已经或即将面临这样的局面。
于是，一度被寄予极大希望的“世界工厂”的定位，看来有重新审视和检讨的必要；而曾经被不断提出，又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话题，也必然受到空前的重视。
实际上，当薄熙来报出“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账单时，除了陈述了一个颇具悲情色彩的残酷事实之外，也道出了两个隐含的重要议题：其一，是这种看似对等，实际却极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是否需要改变及由谁改变、如何改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显然有意愿改变这一不合理现状———无论基于道义立场或利益考量。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提升，中国也将逐渐有能力就此作出努力，并有希望取得一定的成果。不过，资本为王是自有工业革命以来横行百年的老“公理”；技术当家则是技术革命时代炙手可热的新“真理”。“比较”起来，发展中国家的所谓“优势”，本来就是以廉价和卑微为最重要的特征。欲改变这一现状，其艰难和漫长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于是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议题：在必须而且已经加入既有规则的前提下，我们是把全部的希望寄予眼前的“比较优势”，还是未雨绸缪地在资本、技术方面也做准备，以使我们的经济能在第一可能的机会下，得到及时升级。对于“世界工厂”的热衷，显然是立足于对“比较优势”的乐观。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也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在“比较优势”之外做好任何应对变化的准备。面对竞争，除了不断压低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策略之外，再无招数。最典型的事例是，当“珠三角”出现民工荒时，那些缺工的企业却不能以最简单的加薪手段来解决问题。以至于宁肯待工停产，也不加薪揽人———对于那些加工企业来说，其生存的基础已经如此脆弱，任何微小的成本波动，都是其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的绝大部分反倾销诉讼都毫无道理：不是我们低于成本价，而是我们的成本就这么低。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著名企业家徐冠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代表“浙商”对“卖环境、卖资源、卖劳动力，到头来落了个倾销罪名”的尴尬现状和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但是坦白地说，每家企业，包括浙江的那些中小企业，其当初的选择都没有错。以他们的实力和压力而言，能充分利用伸手可以把握的比较优势而求得生存已属不易，令其高瞻远瞩则不啻强人所难。即使是那些现在的“大”企业，也大多刚刚完成原始积累，升级、转型是他们开始思考的问题，却很少有企业有能力和眼光，在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不断受到反倾销及其他贸易壁垒的阻挠之前，完成升级和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