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革命者和作家的一生

　　提示与说明：本报于5月29日登载的报道《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引起各方关注。由于记者采写有失偏颇，内容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存在失误，给罗广斌及其家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此致歉。为澄清误会，以正视听，特登载此文，让读者更真实准确地了解罗广斌革命的一生。

　　作为印数达700多万册，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传播，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话剧等不同的

艺术形式广为流传的《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注定要被写进历史。而与书一起被记载入册的，还有他对封建家庭的背叛、在白公馆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斗争、将革命者与作家这两重身份融合在一起的传奇。他短暂但轰轰烈烈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我要与战友同生共死

　　记者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见到厉华馆长的时候，他的开场白就是：“虽然我没有见过罗广斌，但我和他在档案里交往了20年。他是一个让我崇敬的革命前辈，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罗广斌出生于1924年11月，他的革命历程，始于他对家庭的背叛。他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过“幺老爷”的生活，但他抛却了这一切，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庭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由此真正认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革命之信念愈发坚定。由于在学生运动中十分活跃，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他。罗广斌随后撤到秀山等地工作。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11月，罗广斌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各式斗争，直到胜利越狱。

　　厉馆长在介绍罗广斌狱中情况的时候，对他对家庭的彻底反叛钦佩不已。他介绍说，当时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的想法，是想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罗广斌的立场确实转变了，但这种转变是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忠诚更加坚定，没有后悔自己政治上作出的选择。他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1949年初期，狱内党组织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认为他是一个包袱，强制他出去，他就在徐远举的办公室看了两天报纸，然后回到狱中，将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达给同志们。厉馆长说，罗广斌不是没有生存的条件，但他放弃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完成“血与泪的嘱托”

　　罗广斌在被关进渣滓洞、白公馆后，就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搜集各方面情况，征求战友意见，总结斗争经验，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报告。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从《挺进报》的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情况和意见。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国志、王朴、陈然也就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时，罗广斌组织白公馆19位牢友，在被策反看守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顾不得休整，忍着巨大悲痛，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厉馆长介绍说，罗广斌是一个党的纪律性很强的人，这份报告在没交之前，他为确保完成嘱托，严守秘密，连对身边的同志都没有说，更不要说家人了。

　　当年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两万多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八部分就是著名的“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在谈到“狱中八条”时，厉馆长拿出罗广斌字迹工整、一丝不苟的亲笔报告。厉馆长说，报告从川东地下党组织由《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7个方面总结了地下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地下党斗争的成败得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了党内产生叛徒的原因并作了一个经验总结的概括。罗广斌在里面很冷静，没有一点主观色彩，对历史、人物等描绘准确，与后来被捕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等交待的吻合度达到90%。厉馆长表示，这是罗广斌除《红岩》后对历史、对社会的又一大贡献，也是党史资料整理工作的重庆第一人。积极宣讲红岩英烈

　　说罗广斌，无论如何绕不开《红岩》。他凭借这本小说，对中国革命文学史以及政治精神生活作出了杰出贡献。厉馆长如是说。

　　1949年底，重庆解放，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罗广斌参加了这个工作。这个委员会大量收集了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资料，出版了《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随后，罗广斌被分配到团市委工作，并任统战部长。

　　因为有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那一段经历，他们在青年人的心中和“传奇英雄”一般无二，各地也争相请他们前去做报告。罗广斌认为作为幸存者自己责无旁贷要把革命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传播给人们，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的宣传中，他被听报告的孩子们称为“故事大王”，被厉馆长称为“对英烈报告宣传的第一人”。

　　就在这一次次对红岩烈士精神的传播演讲中，罗广斌和同事有了将之诉诸于文字的最初想法。解放后的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这年10月，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在青年中讲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文学编辑室编辑王维玲专程来到重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罗广斌等人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这一题材更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1959年1月，罗广斌从长寿湖渔场回到重庆，和同事一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岩》。

　　进入夏季后，山城酷暑难熬，又无电扇，罗广斌只得终日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地写作。他日渐消瘦，却似乎一点烦恼都没有过。在他写的稿笺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呕心沥血铸《红岩》

　　罗广斌等将创作初稿铅印出来送审并广泛征求意见。看过这次送审稿的同志，在称赞的同时，纷纷来信来访，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马识途、老作家沙汀还专程从成都赶来，说：“你们应当对这段历史作出深刻的反映……”“你们像是被禁锢在渣滓洞里写的，为什么不从那里面跳出来看这世界呢？”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回音是：“改一下，就可以出版。”

　　在意见和建议面前，他们没有灰心，反而坚定了一定要把英烈写好写活的信心。罗广斌写了一封信给马识途说：“无论怎样失败，无论什么巨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成败得失问题，而是那些先烈们不允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时市委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1960年夏天，派他们到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的时候，罗广斌被展览馆里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吸引。他们浏览了一下，立刻就发现他们的长篇小说的症结所在：除了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就是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很好结合。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再次提出“改一下即可出版”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让我们重新再写一遍。”

　　1960年冬天，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紧张的再创作工作。让杨益言记忆犹新的是罗广斌当时住在一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火烤，食物不足，四壁透风。他常常只身一人呆在这间小屋里彻夜工作，每天惟一的晚餐就是一个馒头。罗广斌就靠着这个馒头拼到天亮。这个冬天，他开始急速消瘦，他们的小说却在飞速的进步。

　　1961年春，他们前往北京改稿，在一座门前有茂密竹林的四合院里，开始对这部小说的主题、人物等进行了更为确切的构思和描写，并间隔一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探讨、修改。1961年7月，《红岩》征求意见稿排印了出来。

　　在罗广斌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中，让人最不能忘怀的，是他虚怀若谷，但又不盲从，有敢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和决策的勇气。

　　从这部小说一开始创作，一种习惯意见就影响着罗广斌等，那就是“一般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了，些许更好些。”“你们没有经验，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写一个就行了。”但罗广斌认为，这个作品是为了讴歌先烈的革命精神而写的，怎么也不能把自己写进去。而至于一个监狱的问题，罗广斌认为那样做有省事省力气的好处，但致命的缺陷却是大大削弱了斗争的复杂性，他们坚持了要全面展示。

　　在小说最后定稿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宣传的目的，准备请全国几家重要的报刊选载一些，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可选用的章节”，“有的只是政治语言，没有文学语言。”面对这样的意见，罗广斌一点也不气馁：“我们写的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嘛，怎么不用斗争语言？！”后来，他们恰恰更强调了这种描写，毛人凤和许云锋那场尖锐的政治对话，就是这时才加进去的。

　　厉华说，他是看着《红岩》长大的。这本书对中国几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接待的数不清的前来参观的人，无不谈《红岩》，无不谈罗广斌。而他认为这本书可贵感人的地方，可以用罗广斌自己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无数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而罗广斌，在中国的党史、近代文学史上都应该留下他的名字。

　　记者 朱丹青网络编辑：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