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四集电视文献片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3日08:34 东方网-文汇报

　　北京平安里西大街41号，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机关所在地。

　　反腐倡廉，关乎人心向背、事业兴衰。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令腐败者生畏，为老百姓拥护。在各级纪委的辛勤努力下，一个个腐败案件被曝光，一个个违纪案件被查处，一个个腐败分子被严惩。

　　这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印证了一位老人在20多年以前发出的一句警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

　　的问题。”

　　他就是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陈云。

　　何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们中央纪委的老书记，是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央纪委的全体同志都非常怀念他，爱戴他，景仰他。

　　1978年到1987年，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九年，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艰难开拓、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了追寻陈云在这九年的工作足迹，自2004年10月起，本片摄制组采访了75位重要知情人。正是那些珍藏在人们心间的真实记忆，引导我们渐渐地走进了一位伟人的内心世界。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小桥流水，人杰地灵。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身在这里的一个贫苦家庭。1919年，14岁的陈云走上街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店员的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革命生涯。1931年，26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走上党的领导岗位。

　　陈云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有不解的情缘。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可以追溯到1927年4月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今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孕育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之中了。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为防止党内有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等情况发生，中共中央决定，在党的监察委员会未正式成立以前，特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在党务委员会最早的领导人中，我们发现了陈云的身影。

　　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曾经轰动延安的处理刘力功事件，就是陈云在这一时期严肃党纪的一篇杰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组织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

　　刘家栋：时任陈云秘书

　　陈云同志说，那你在延安山上开荒去吧。刘力功不服分配，他要求回老家。陈云同志说，你这个思想回老家，起不到好作用，你也不要回去。刘力功提出要退党。陈云同志说，你不要退党，要开除你。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陈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9年5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题目就叫《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陈云在文章说：“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

　　时至今日，陈云的这篇文章，依然是对党员进行党纪教育的珍贵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从1949年到1966年，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成绩斐然。1952年，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因盗窃国家资财肆意挥霍被枪决，反映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监察工作被全盘否定，工作完全停止。1969年，党的监察机关被取消。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陈云也被疏散到了江西，就在南昌市郊的这座小院里，他静静地思考着。

　　“文革”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希望找到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北京长安街上的京西宾馆，自20世纪60年代建成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殊的舞台。1978年11月10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负责人共212人云集于此，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次会议，后来成了实现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一次以一名普通中央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被分在了东北组。

　　北长街58号，建国后陈云一家就住在这里。1978年11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晚上，这座小院的灯亮到了深夜。

　　于若木：陈云夫人

　　他写了一个发言提纲，在台历的背面写的，让我给他誊清的。因为他的发言稿，常常让我给他誊清，写的字大一点，清楚一点，看起来方便一些。

　　2005年4月，应我们的请求，于若木老人又把那份提纲誊写了一遍。眼前的场景，仿佛又回到了27年前那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夜。

　　1978年11月12日早晨，陈云带着于若木抄写的发言提纲，走出家门，走进了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会场。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

　　开会前10多分钟，陈云同志就从这个会场的北门进去了，就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他进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披个大衣，拿着个皮包，而且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

　　陈云第一个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例如：1，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应当承认，为他们平反；3，陶铸、王鹤寿不是叛徒；4，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骨灰应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5，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6，对康生在“文革”中的错误应批评。

　　十年不鸣，一鸣惊人。

　　陈云提出的这六条意见，条条直指“文革”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要害。陈云的这个发言，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左”的错误开的第一炮，起到了扭转会议方向的关键作用。

　　朱穆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几个问题看上去是平反问题，实际上是

　　“文化大革命”的要害。

　　陈云同志所提出的，都是大家在心里头早就嘟囔的一些问题，但是谁敢提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是有顾虑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发言被印成简报后，迅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起巨大反响，压抑了十多年的人心沸腾了。

　　朱佳木：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人员、时为胡乔木秘书

　　陈云同志发言以后，代表们积压在心中的多年的心里话，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可以看得出来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了，那真可以说是畅所欲言。

　　那段时间，北京城里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京西宾馆里召开的会议。陈云的发言，通过各种渠道，很快传到了社会上。

　　彭钢：彭德怀侄女、原中央纪委常委

　　王胡子叔叔（王震）见了我，就跟我说，彭钢啊，这下好了，这次陈云同志在会上提出来要给你伯伯平反，意思是肯定你伯伯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听了王胡子叔叔的话，我觉得伯伯的平反很快就会变为现实，所以非常高兴，当时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握着王胡子叔叔的手，一直在摇。我说这个太好了，太好了。

　　陶斯亮：陶铸女儿

　　陈云同志讲了，陶铸历史上没有问题，我和我妈妈，当然很高兴了，当然非常高兴了。我们就觉得突然就见了曙光，而且这曙光越来越明亮，终于看见天亮了。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此时，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已全部得到解决。

　　邓小平（同期声）：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1978年12月18日，北京瑞雪纷飞，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充分的准备，这次全会仅仅开了五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由此，陈云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众望所归。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陈云同志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坚持党的原则的模范，也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模范。

　　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格，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

　　韩光：原中央纪委常务书记

　　陈云同志当中纪委书记，他本身你找不出毛病。陈云同志讲话很简单，不随便说话，但到说话的时候不客气，往往就那么几句话，常常就管事，听着让人信服。

　　周太和：原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原陈云秘书

　　陈云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总是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忌个人的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党性的充分表现。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陈云秘书

　　陈云同志是一个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一贯地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为了坚持原则，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誉地位，所以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

　　何勇：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和国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起点，也是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一个伟大的新起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恢复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同志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面对新的责任，陈云向全体中央委员袒露了他的心声：

　　陈云（同期声）：

　　现在三中全会选举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我感谢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但是我的身体情况是很差的。我将尽我的力量来工作。

　　在中央纪委成立之初的历史档案中，我们找到了在1978年12月22日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名单，除了第一书记陈云，还有书记、副书记14位，常委24位，委员61位。

　　2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细览这份名单时，依旧感到吃惊，这里竟容纳了那么多德高望重、功彪青史的老一辈革命家。

　　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任第二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任第三书记；曾经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将军任常务书记；曾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经验的王鹤寿担任副书记。

　　在名单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当时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青年干部。这是按照陈云的要求精心挑选的。

　　在公安战线工作31年，当时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丽英，就是那时候跨进中央纪委大门的。

　　从东北到北京，从公安局长到中央纪委专职委员、常委、副书记，刘丽英的名字与被查获的大案、要案联系在一起。1986年，陈云高兴地握着刘丽英的手，称赞她是中央纪委的穆桂英。

　　刘丽英：原中央纪委副书记为什么我到中纪委以后，我能够珍惜，我

　　能够努力工作，我要利用这个时候，来抢回我浪费十年的时间。我也看到了党的风气不正，给党给人民带来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陈云的家从北长街搬进了中南海。

　　中央纪委的工作千头万绪，基本任务是什么？中央纪委成立后，黄克诚和王鹤寿向陈云请示关于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机构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

　　1979年1月4日，新成立的中央纪委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陈云说：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为实现这个基本任务做必要的准备工作。我们做好这件事，对我们这样一个在九亿人口国家中的执政党，是一种重大的工作，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一种重大的责任。

　　刘丽英：

　　就感到，他讲到根上了。正由于过去“四人帮”的时候，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法制，所以任意践踏法律，国家的主席随便批斗，那些老革命，老前辈，打江山的，说关起来就关起来，说迫害死，就迫害死，哪有法呀！

　　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就是要建立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任务。如何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早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就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思考。

　　1969年10月至1972年4月，陈云被疏散到南昌长达两年零七个月。通常，他在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学习，更多的时候，他在读书，在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思想对话中，他找寻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

　　在江西时，孩子们曾经去看望父亲，陈云时常讲起自己的读书心得。

　　陈伟兰：陈云三女儿

　　他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果能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党就有希望。他说我们共产党如果能坚持民主集中制，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有希望，社会主义国家有希望，那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就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他每次谈到这个的时候，他都非常激动。对民主集中制，他把它看成一个和党的生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陈元：陈云长子

　　他对比了革命成功和发展快的时候，是党内民主最好的时候，后来遇到问题的时候，都是党内民主受到破坏的时候，领导机关内部缺少民主空气，不让人说话。所以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这样的制度建设，对他来说，很早就开始思考，可以说想了几十年了。

　　在江西的日子里，陈云通读了四遍《毛泽东选集》，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那段时间，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只能从他曾圈圈点点的书籍中，探寻他深邃的思想轨迹。

　　十年后，陈云曾感慨地说：“文化大革命”后期，党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是党内极不正常的状态。

　　后来，他又多次谈到了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

　　正是为了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中央纪委一成立，陈云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领导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上。

　　郭仪：《准则》起草组成员

　　经过“文化大革命”，党内派性非常严重，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争权夺利，党内生活极不正常。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提出来搞一个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

　　《准则》的起草工作历时半年多的时间，共吸收了全国各级党组织提出的1800多条意见，修改讨论达七次之多。

　　刘家栋：时任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

　　制定过程当中，上上下下很多次，最后常委通过的时候是一句一句地讲，一边听，有意见就讲，很费工夫。

　　《准则》的制定凝聚着陈云的大量心血，从这份1979年2月28日他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就可见一斑。陈云在信中说：“这个文件发下去征求意见，要求于

　　7月1日前各地将意见回报中央。……再改。再改之后也只作为中央试行文件。试行中如有不妥，还可以改。这样一次向下征求意见，另一次作为试行文件，在此以后再定稿，我看比较稳当。”

　　一位74岁的老人，对一份文件的起草细致到如此程度，可见《准则》在他心中的分量。

　　宋平：

　　我觉得党规党法那十二条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把“文化大革命”所破坏的一些党规党法恢复了起来。而且应该说，在新的情况下面还有些新的提法。所以这个党规党法，当时大家都非常赞成，我想现在再发扬下去还是有用的。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准则》是历史转折时期陈云领导制定的关于党的政治生活的纲领性文件，是一部重要的党规党法。《准则》的制定实施，是党内政治生活由乱到治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集拨乱反正

　　北京东总布胡同

　　32号院，住着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他就是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1978年12月底，当马寅初从广播中得知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时，忙嘱咐家人给陈云写了一封信。

　　陈云与马寅初是莫逆之交。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寅初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是陈云的副手，两人配合默契。1957年，马寅初因提出“新人口论”，倡导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受到错误批判。此时，他已经沉寂了20多年。

　　几天后，马寅初就收到了陈云的亲笔回信。信中说，请老朋友放心，历史上的冤假错案终究会得到平反。

　　距东总布胡同不到两公里的陈云办公室，这时灯光彻夜不息。平反冤假错案，是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项十分繁重的工作，这件事让陈云牵肠挂肚，费尽了心思。

　　那段时间，平反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许多人的目光在寻找共和国前主席刘少奇及其家人的下落。

　　孙大光，当时担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1979年2月5日，他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央重新复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拨乱反正中最沉重的一页就这样被掀开了。

　　30多年过去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如今安享着晚年幸福生活，儿子刘源经常回来看望母亲。这些老照片，记录着她往昔的辉煌与磨难。

　　王光美的新生活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

　　1978年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十二年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女儿平平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

　　刘源：刘少奇之子

　　说实在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是想向他表示感谢，就是放我母亲出来这个批示，并没有想我父亲这个案子。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不到时候，而且也不大可能。不要为难这些中央的领导，特别是陈云叔叔刚重新任中纪委的书记，而中纪委当时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所以我们要是说这个事情，不是给他加了很多负担嘛。

　　王光美没有想到，陈云一见面就提出了刘少奇的平反问题。

　　王光美：刘少奇夫人

　　我去见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跟我说，少奇同志的案子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他牵涉到全国千百个案子。“三顶帽子”的事儿在党内早有结论，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功绩。

　　刘源：

　　然后他讲了这个事情不是你一家的，如果少奇同志这个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那千百个案子，上百万人自然都平掉了，这是全党的事情，这事我们要负责到底的。讲得非常感人。我当时听了以后，眼泪就要下来。

　　那么陈云叔叔说了，说这些年你们也吃了不少苦，我知道。这些年你们给我写了很多的信，我一封都没有丢，都放在我的抽屉里。他不是坐在办公桌前嘛，办公桌前这边是三四个抽屉，他指着最下面这个抽屉说，每一封都放在这儿。他说，这些年我有时候处境也不一定好，我写也不管用，但是你们的事我都关心着，这些信我全都留着。所以当时，其实今天想起这事儿我都很感动。

　　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第一步是从撤销“文革”期间的专案组开始的。

　　杨攸箴：原中央纪委委员

　　“文化大革命”当中，专案组有一个问题，它不是根据事实来定你的错误，来定你的问题，它是先画框子，然后再找材料，专案组就是这么个搞法。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陈云就提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

　　1979年1月起，中央纪委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协同中组部全面开展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大战在即，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来到了陈云家里，请示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导思想。

　　凌华耉：时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

　　陈云同志对王鹤寿同志讲，我还是三句话，九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三句话，九个字。因为这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个面很大，政治上影响很大。不能因为由于中央讲了话，上面有话，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有了书，我们就可以好像很轻松地进行工作，而是要很深入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走进中央纪委档案馆，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时代。仅1979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就查处或批转了十几万封党员和群众来信。这期间，一份来自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

　　1979年，迟来的春天悄然降临到东总布胡同32号院。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受命前去采访马寅初，没想到，他一开始就吃了个闭门羹。

　　杨建业：原新华社记者

　　是他的次子马本初接的电话，他问你是谁，我就把我的单位、身份告诉了他。他说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二十多年来在家里边，怎么还有人想到他，你找他干什么？就是怒气冲天，不见。电话就撂下去了。最后没有办法，过了一天我又打，打了三次电话之后，我就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到你们家看一看，采访采访报道报道。我说不管怎么样，叫我到你们家去，咱们面谈，这样才叫我去了。去了以后，马本初就提出来了，马寅初要接受你的采访，见你，也可以，但是首先要求中央尽快为他落实政策，平反，公开恢复名誉，这件事情完之后就见你。把我们家跟他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你。

　　这公开报道就没有可能了，这就等于不见了，回来我就向领导请示我怎么办。

　　新华社的几个领导一商量，决定把马寅初的问题写个内参，供中央领导参考。

　　这份题为《马寅初的家属希望尽快为马落实政策》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在1979年6月21日送了上去。

　　当天上午，《国内动态清样》送到了陈云办公室。陈云当即在上面明确批示：“耀邦同志：马寅初的问题，应该平反，如何请酌。”

　　当天中午，陈云的批示就摆在了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的案头。

　　当天晚上，胡耀邦的批示就转到了中央组织部。

　　仅仅过了一个月，已经不能行走的马寅初听到了自己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消息。那一天，他在家人的帮助下，走出了冷清多年的小院。

　　杨建业：

　　正式平反时，北大学生会的主席，还有一批老教授到他家里边表示祝贺，马寅初很激动，在那儿痛哭流涕，非常感谢党。

　　马思中：马寅初孙子

　　祖父在平反以后曾经说，一件事做错了能够纠正过来，这是非常需要胸怀，需要勇气的，对他整个理论的肯定，对他的平反，这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于自己批评错的事，批错的人，勇于公开地平反，公开的承认错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中国共产党这样做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也很有希望。

　　一年后，中共中央就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发表致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计划生育成为了基本国策。

　　就在马寅初老人平反的同时，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

　　家住白塔寺附近的杨攸箴老人，当年是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负责人。

　　杨攸箴：时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

　　中央专案组给刘少奇同志审查三个问题，要给少奇同志戴三顶帽子，“叛徒”、“工贼”、“内奸”。（下转第10版）

　　刘少奇一案的复查平反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

　　1979年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刘少奇一案的信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杨攸箴：

　　陈云同志首先非常明确地批示，应该由中纪委、中组部来联合复查刘少奇同志的案子，这个起了决定作用。

　　刘源：

　　因为“四人帮”在做少奇同志这个案子的时候，印了一大本材料，发得也很广，全体党员、全民都传达了，影响也很深。

　　凌华耉：

　　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了，一定要我们从表面现象看到本质问题，要从枝节问题看到根本问题。

　　刘源：

　　我们不能像“四人帮”整人一样，陈云叔叔当时用的词是不能像“四人帮”整我们一样，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搞扎实了，让它证据齐全，让后世人看了以后没话可说。

　　为了把案件搞得水落石出，复查组的工作人员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取证。

　　杨攸箴：

　　有的被调查的人，一听说是复查组的，中央去人了，他们哭得简直是一把鼻子一把泪，说你们可来了，我们被关了四、五年，可冤枉死了。专案组关着我，几年也不放，我们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写材料，瞎编。他们编好了我就抄了，抄完了他们拍过照，这就是“证据”，就是这么来的嘛。

　　10个月后，复查组写出了刘少奇案件复查报告，呈报中央纪委。

　　凌华耉：

　　陈云同志对复查报告看得很仔细，对结论进行了多次的推敲，听了王鹤寿多次的汇报。而且他把文件的附件，每一个都对照着“四人帮”时候他那个审查小组所提供的材料，说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每一桩都尽量能够以无可辩驳的力量驳倒它，能把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这是一个盼望已久的喜讯，又是期待了十多年的团聚。

　　1980年5月17日，党和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追悼会前一天，陈云专程从杭州赶了回来。

　　刘源：

　　当时给我印象很深，陈云叔叔基本上没有什么表情，但是那天我看到他流眼泪了，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是陈云叔叔流眼泪了，然后跟我们握手的时候就点点头，没有说什么话，但是眼睛里还是有很多眼泪。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北京的街头，洋溢着春的气息，人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

　　人们并不知道，就在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最紧张的时候，陈云由于过度劳累，住进了北京医院。经检查，他患有晚期结肠癌，必须尽快作手术。主治大夫吴蔚然把病情和治疗方案报告了陈云。

　　吴蔚然：北京医院原副院长

　　陈云同志听了以后，他没说话，思考了半天。后来当然问了一些到底这个病是怎么个情况，为什么要切肠子，有没有其他治法这些一般性的问题，我就如实跟他回答了。当初他有一个问题说，能不能有两年时间？

　　1979年10月24日，上手术台前，陈云紧紧地抓住了党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到：虽然这次是开小刀，但人老了要防万一，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得到解决。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最后的一个金秋时节，拨乱反正千头万绪，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但此刻的陈云却牵挂着一桩20多年前的冤案。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传奇人物，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1955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捕。1977年4月在湖南含冤去世。

　　潘汉年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旧案。它涉及到隐蔽战线上的一大批长期蒙冤的同志。这一直是陈云的一块心病。

　　陈云与潘汉年曾经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他多次向夫人于若木流露出自己的看法。

　　于若木：陈云夫人

　　我经常听陈云同志说，给潘汉年平反，只

　　有他最有资格，因为他跟潘汉年共事过。潘汉年做了非常重要，也非常理想的工作，打到敌人阵营里面去了解情况。陈云同志这些事情他都知道。

　　1979年10月，陈云给当时的党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郑重提出潘汉年一案需要重新审查。

　　潘汉年案件由于年代久远，见证人又大多去世，复查起来异常困难，工作经常难以进行下去。

　　为了推动潘汉年一案的进展，1980年12月23日，陈云委托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要求公安部迅速整理出一份有关潘汉年一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往中央纪委。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批材料一直堆放在陈云的案头。

　　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等，提出：我收集了一些公安部的材料和与潘汉年同案人的材料，并无潘汉年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建议中央对潘案正式予以复查。

　　一个月后，中央纪委正式成立潘汉年案件复查组。一个石沉大海多年的冤案就这样被揭开了。

　　一年多后，复查组写出了复查报告。在审查复查报告的时候，陈云仔细看了几遍，逐字逐句进行推敲。

　　1982年8月，沉冤近30年的潘汉年终于平反昭雪。陈云还委托文化名人夏衍专门撰写了一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

　　几个月后，潘汉年和妻子董慧的骨灰，从湖南长沙搬进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是一个曾经被破坏过的坟墓，这里长眠着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1955年，他的遗骨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被诬陷为“叛徒”，墓地遭到破坏。

　　瞿秋白冤案的平反昭雪，也是在陈云领导下进行的。

　　瞿独伊：瞿秋白女儿

　　中纪委的干部调查得比较仔细。都是因为

　　陈云同志领导之下能够这样仔细地复查，而且只有半年时间就复查清楚了。所以我从心里头非常感激陈云同志，他花了很大的力气。

　　孙克悠：时任瞿秋白案件复查组组长

　　陈云同志在这种形势下，能坚持原则，主持公道，力主为瞿秋白同志平反，很不容易啊，很有魄力。

　　经过中央纪委和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到1982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

　　公安部大礼堂，1980年11月，一场特殊的审判正在这里举行。一时间，它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

　　扬善必惩恶。站在被告席上的，都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互相勾结，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严肃党纪国法，对他们依法审判，彰显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由于“两案”的特殊性，对于主犯之外的其他有牵连的人员，中央提出了“从缓从宽”的方针，对此，党内和社会上许多人想不通。

　　为了统一全党的认识，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11月19日，在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期间，他专门写了九百多字的批件，就“两案”审理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刘丽英：时为中央纪委“两案”办公室副主任

　　传达了以后，经过大家认真的学习，深入的讨论，大家还是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大家一致表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从党的长远利益考虑，高瞻远瞩，对“两案”采取这样的处理，是正确的。耀邦同志还讲，陈云同志的这个批件啊，会经受历史考验的。

　　陈云的批示对“两案”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最后经中央批准给予处分的只有160人。

　　清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也是这一时期陈云极为关注的事。

　　那一段时间，陈云总是在反反复复地告诫全党，要高度重视清查“三种人”的工作。

　　对于陈云的忠告，有些人却不以为然。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陈云秘书

　　对“三种人”这种事情有的人就提出来，俱往矣。这是毛主席诗词里的一句话。“俱往矣”，就是说，过去的事都过去了。陈云同志说，不行，我是俱在矣。就是这些人都在，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他们的一时假象所迷惑。

　　就在“两案”审理过程中，陈云与邓小平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同期声）

　　陈云：王洪文讲什么？

　　邓小平：1975年他到上海、杭州，第一句话就说，十年后再看。这句话可触动了我们，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陈云：所以，对这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是，可以给他们一般的工作，给饭吃嘛。

　　第三集从严治党

　　20世纪80年代初，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以明快的旋律，激发着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豪情，改革开放创造神奇，短短几年，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经济要搞活，物质要丰富，生活要富裕，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面对一个新的课题、一个新的考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能否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逐渐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矛盾。

　　祁培文：原中央纪委常委

　　改革开放形势大好，经济非常活跃，我们思想准备不足，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违反党纪国法的一些现象，这是社会上的问题。但是社会上的问题，陈云同志认为，社会风气问题实际上是个党风问题。

　　陈云（同期声）：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所以我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何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陈云同志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考验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陈云同志一贯认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谋利益。党群关系是党风问题的核心，党风不好，会使党丧失民心，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是我们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将党风问题提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当时许多人并不理解。但现实生活给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丘海：时任广东省贯彻

　　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央特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率先改革开放，应该说广东全省上下都憋着一口劲，想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少数的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错误理解和认识。认为发展经济，只要搞多一点儿钱就可以了。甚至有人提出来要催糠见米，尽快地拿到一点儿钱。

　　1982年，将以打击经济犯罪载入史册。我们先把日历翻到这一年的1月5日，新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悦中，中央纪委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使得一向冷静的陈云勃然大怒，他把秘书朱佳木叫进了办公室。

　　朱佳木：时任陈云秘书

　　那次他脸憋得通红，情绪很激动，说话的时候拍了桌子。他对一些同志有这个顾虑那个顾虑很不满意。他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要是这样搞下去，过不了几年我们就要亡党。他指着这个简报很激动地说，告诉鹤寿要严办，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我们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要枪毙，乱世要用重典。后来他又想了想说，索性我来批几句，就在简报上给当时的中央常委批了几句话。他说，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关键时刻，邓小平与陈云总是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在陈云的批示旁，邓小平又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的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首先认真处理负责干部中现行的经济上的重大犯罪案件，如果哪个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将考虑追究责任。

　　这一天，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

　　2月11日，陈云在中央纪委一份反映经济犯罪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的简报上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

　　不久后，中央纪委专门成立了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办公室，并增设了几个新的机构。

　　庞然：时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

　　没有陈云同志的指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举动。工作方针是全力以赴，没有机构新设机构，没有干部先临时借调干部。下这么大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几个方面全方位地加强这方面工作。没有陈云同志表态，办不到。借调这么多干部有障碍没有？没有。大家积极报名参加，前后调了400多名干部。

　　对办案人员，陈云要求非常严格，他说，纪委的干部，必须有坚强的党性，必须有一股正气，不是那些过去“四人帮”提出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那样的人。

　　陈达之：时任中央纪委第四检查室主任

　　当时对借调的干部提出了这么几个主要条件，一是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因为单独查案件难度很大，必须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二是熟悉政府的各项政策；三是本身作风正派，下去查案件的人，如果自己作风不好，哪能查得了人家！

　　为确保办案机构和人员的权威性，加大纪检工作的力度，中央纪委的规格和人员配备被作了特殊的安排，用通俗的说法就是“高半格”。

　　李楚栋：原中央纪委干部室主任

　　当时因为打击经济犯罪任务非常艰巨，中央纪委机关里，还包括从各个方面抽调的一些干部都奔赴办案第一线，只是留一些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在家里。整个中央纪委大楼里显得空荡荡的，食堂吃饭的人也少了，有些冷清，有些同志不大了解情况就问怎么回事，机关怎么突然静悄悄的？有点异样的感觉。

　　陈达之：时任中央纪委第四检查室主任

　　大部分干部一年中在家里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只有开会、汇报案件、研究案件的时候才回来，汇报完工作后，接手新的案件，又得下到地方去。大部分时间在基层。

　　陈云说过，他的身体好比木炭汽车，随时都可能燃尽熄火。但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日子里，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日夜操劳。透过这扇窗口的灯光，依稀可见陈云当年伏案疾书的身影；这静谧的走廊，还印记着陈云思考踱步的足迹。

　　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他时刻关注着全国打击经济犯罪的局势，关注着每一个重大案件的进展。那段时间，主持中央纪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王鹤寿成了陈云家里的常客。

　　凌华耉：时任中央纪委办公厅副主任

　　经常地，陈云同志找黄克诚、王鹤寿到他那儿去汇报工作。

　　他跟王鹤寿同志讲，什么改革开放了，经济要搞活了，我们党的纪律要松绑了？党的纪律是严肃的，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放松的。我们要知道，党风是民风之所向，党风是根本的、长远的，所以一要抓纪律，根本的还是要抓党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现在感到这个问题更重要了。

　　那些日子，陈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打击经济犯罪上。他每天都在思考着这件事。

　　陈元：陈云长子

　　我记得有一个举报信，说是有人走私古董，古董将会在某次航班、某个人身上，带出去还是带进来我记不清了。父亲非常重视，立即叫公安部门、纪检部门去机场拦堵，果然抓个正着。我看他那天非常高兴。

　　许多人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这部纪录片《警钟》，真实地记录了处理原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一案的全过程。这个案子，耗费了陈云的巨大心血。

　　王仲，原中共海丰县委书记，在战争时期他没有被敌人的子弹击倒，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却被私利与贪婪引上了不归路。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甚至将自己家变成了缉私仓库。据群众反映，每次缉私船回来，王书记都亲临现场，满载而归。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

　　王仲一案的处理受到了陈云的极大关注，他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先后派出了100多人次的工作组调查此案，并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察。

　　建国初期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是新中国反对腐败的第一枪。王仲罪大恶极，民愤滔滔，到底能不能依法惩处，群众议论纷纷，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

　　丘海：

　　有的同志认为，王仲是个老同志，为党做了一些贡献，是不是应该从轻一点儿处理。但是中央特别是陈云同志认为，在我们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在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确实是起了一个非常坏的作用，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的话，对我们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对我们的改革开放都是不利的。

　　1983年1月17日这一天，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惩治腐败的第一声枪响，它昭示着党和政府反腐倡廉、打击经济犯罪的坚定决心。

　　这一年的10月，陈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个统计。

　　陈云（同期声）：

　　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就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要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社会风气的好转，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要依法惩处，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在此前后，陈云也多次强调：无论对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都要依法处理，否则就是失职。不严格执行党纪、政纪，党风和社会风气无法根本好转。

　　邹瑜：时任司法部部长

　　这种斗争带有长期性，1982年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后，情况确实好转了很多，犯罪分子的气焰没那么嚣张了，但到1985年又有反弹，他们那些讲话就是针对当时反弹的情况来说的。

　　反腐倡廉，任重道远。党风建设，必须长抓不懈，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云领导中央纪委展开了新一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仅1986年这一年，全国共立案侦查各类经济犯罪案件4.9万多起，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二，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8亿多元，超过前7年的总和。

　　随着查处经济犯罪案件的层层深入，办案人员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现象时有发生。陈云说：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

　　陈云是个细心的人，有一天他特意让秘书给孩子们捎去一句话。

　　陈伟兰：陈云三女儿

　　他就让秘书跟我们讲，说你们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后面可能有人会拿车撞你们，或拿刀子捅你们。有一次我到他那儿去，他还专门问我，他说这件事你知道吗？我说知道，跟我讲了。他问你跟陈方说了吗？我说告诉陈方了。

　　陈方：陈云次子

　　有一天姐姐就跟我说，爸爸让她告诉我，现在全国要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

　　这段时间，喜爱书法的陈云经常赠送部下一个条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凌华耉：

　　陈云同志给王鹤寿写了一个条幅，跟他讲，我引用了鲁迅先生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送给你，我们中央纪委的干部就应该这个样。后来王鹤寿同志拿这个条幅给我们看了，大家都感到很受教育。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或许就是陈云对党的纪检工作的理解和追求。

　　1986年，陈云在南京对女省长顾秀莲表达了他对领导干部的要求。

　　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任江苏省省长

　　陈云同志对我们说，领导干部要抓党风建设，要重视，而且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时他特别强调，老同志、老党员也要加强党风建设，党员什么时候也没有二线，不管你在岗位也好，不在岗位也好，都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

　　陈云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这个人头皮硬，能够得罪人。

　　一段时间，领导干部坐国产汽车还是进口汽车的问题，成了他的一桩心事。1986年1月的一天，陈云让秘书许永跃调来几辆进口车。

　　许永跃：国家安全部部长、原陈云秘书

　　我们把这些车放好后，就请他来看，他一边走一边看，说老汉这次要开开眼。

　　赵天元：原陈云警卫员

　　我问首长要不要坐一下，他说坐一下，就上去了。坐上去之后他把车的内体都看看，感觉感觉那些座位，摸了摸。然后他说，这车好是好，我不能坐。为什么要进口这些车呢？就是摆阔气，下车，老汉不坐外国车，花那么多外汇买一辆车，坐着心里也不踏实。老汉就坐红旗车！

　　1986年初，陈云在一份材料上批示，建议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做起，一律乘坐按规定配备的汽车，不得任意调换。

　　不久，有关部门关于领导干部配车问题专门下发了文件。从那时起，人们逐渐发现，无论级别多高，领导干部一律都坐国产车了。

　　在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期间，陈云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努力开创纪检工作新局面进行了艰辛探索。他提出并阐发了一系列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为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四集率先垂范

　　1978年年底至1987年10月，陈云当了九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这期间，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云（同期声）：

　　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这是近几年来，我们党反复强调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一年陈云整整80岁。尽快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顺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是那个年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这是八十年代，陈云和邓小平、邓颖超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

　　邓小平、陈云、邓颖超（同期声）：邓小平：

　　我们三个人同一年。你比我大两个月？

　　邓颖超：我比你大四个月吧！

　　邓小平：四个月啊，我是八月。

　　邓颖超：你是八月啊，我是二月。

　　邓小平：二月？那大半年呢，你呢？

　　陈云：我六月。

　　邓小平：啊，五月？

　　陈云：六月。

　　邓小平：六月，他居中。那还是她大。

　　其实，陈云比邓小平和邓颖超小一岁。这看似轻松的谈话却蕴藏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1986年10月，在参加老战友叶剑英追悼会的时候，他们这种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急迫感就愈发强烈。追悼会结束时，邓小平向李先念和陈云提出：明天，咱们三个老头摆摆龙门阵。

　　许永跃：国家安全部部长、时任陈云秘书

　　那天三位老人家是在陈云同志办公室谈的。他们是从全党的利益，从我们党后继有人这样一个大问题考虑的，谈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心情、一样的表情。三个人说好了，在新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一致从当时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谁都要在这个问题上为全党做出榜样来。谈话的时候，三位老人家相互之间非常一致，态度也非常明确，没有丝毫的含糊。

　　一年后，他们三人一同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陈云不再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改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7年10月，即将离任的陈云向中央纪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提交了一份简短的书面讲话。他说，去年十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

　　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退是党的事业的需要，留也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共产党员陈云一生顾全大局，服从党的安排，任何时候总是把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陈云同志一生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保持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遵守纪律，光明磊落，时刻“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

　　陈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他的品德风范，高山仰止，堪称楷模。

　　1925年，刚满20岁的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的整整70年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成为他一生的思考与追求。

　　这是陈云在延安窑洞里写下的一篇文章，它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行为准则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几十年来一直是党员教育的基本教材。

　　延安时期，作为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为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陈云经常要到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和中央组织部党训班去讲党课。至今，许多人还清楚地记得陈云讲党课的情景。

　　宋平：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时候，我听过陈云同志讲党建课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他讲得深入浅出，深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块听课的有个叫王玉清的人，他用根针在那儿剔牙，一面听课一面剔牙，一笑把那根针咽下去了。说明陈云同志讲课是非常生动的，王玉清听得入神了，一笑把针咽下去了。

　　刘家栋：原陈云秘书

　　他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分三段讲的，一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就是要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第二段就是要奋斗，第三是要奋斗到底。陈云同志讲了，上海人叫翘辫子，杀头，我们平常说是奋斗到死。

　　邹瑜：原司法部部长

　　他讲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信念，什么叫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呢？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死。他拍到桌子上，拍得很响，大家感觉很兴奋。

　　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共产党员，经过延安时期的学习，更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以后的日子里，他们都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课题。

　　延安时期，陈云讲课的对象主要是年轻党员。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更关心的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

　　许永跃：

　　曾经有一年，他把中央纪委的常委全都找到他的会客室里，跟他们有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那次是讲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首先要自己做表率。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话，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领导干部也好，党的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好，首先自己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任江苏省省长

　　1986年3月，他在江苏期间给我们讲到，党风是个重大的问题。如果党风好，老百姓就满意，就能支持共产党；如果党风不好，老百姓就不满意。他说现在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很好地进行党的作风的建设，把它看成一个长期的任务，抓到底。我们共产党要记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目标，还要记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许永跃：

　　他是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的根本建设上来考虑的，语言不是现在这个语言，但意思就是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他说要求群众做的，党员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的，领导干部首先做到；要求领导干部做的，高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做到。这是他的一贯思想。

　　思想上的一贯，来自于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二的坚定信念。陈云一生传奇，政治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当党和人民需要时，他能够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建功立业；当他的思想、主张受到怀疑、误解，甚至受到错误批判时，他也从不悲观消沉。他非常欣赏范仲淹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袁宝华：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处处做我们的表率啦！他不只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平常的工作中也讲原则、抓原则、坚持原则。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具体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针对当时建设规模过大，速度过快的情况，提出了综合平衡、反对冒进的思想，主张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冒进倾向，减少损失。

　　不久，陈云的正确主张受到错误批评。

　　刘家栋：

　　五几年吧，我正在挨批判，严重右倾，我怀着一肚子委屈见到陈云。那么另外一方面，陈云同志在南宁会议上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说他离右派不到50米远了，帽子扣得相当大，南宁批判完了准备在成都批判，所以他到成都是为了接受批判。我们两个人都有心理准备，但是谈了一个半钟头，两个人一字都没提自己的事。就说明我们首长陈云同志的精神状态，以及他的党性。

　　于若木：陈云夫人

　　他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他自己无论处于什么环境，从来也不气馁，也从未对党的事业丧失信心，总是乐观向上。他的意见不被接受时，他一点都不介意，就是听评弹，就是读书，利用这个时间读书。他说不是我不想工作，不是我不想给国家做贡献，现在不让我做，我只好听评弹。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云又一次陷入政治生涯的低谷。

　　陈元：陈云长子

　　记得“文革”中，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调整中央常委，我父亲排到了最后，他心情很平静。他对这场政治风波早有精神准备，他等了大概半年多，说经过这几个月的观察，大概我在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结束了。他就这么一句很淡的话，对自己当时的处境，做了非常平淡、平静的表述，没有任何怨言。然后他就说，我身体还好，我还要看书，还要研究一些问题，我对革命还要做一点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孩子们也受到了牵连，小女儿陈伟兰去了西藏。

　　陈伟兰：陈云三女儿

　　我去西藏的时候只有18岁，离开北京时，父亲心里非常难过，他站在门口，让家里所有的人去送我，而且跟我讲，再大的风浪你也不要怕，别人能干，你也能干。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在西藏，冰天雪地，部队里生活很艰苦。我虽然吃了很多苦，但一直想着父亲这句话，心里就好像很有底气，就是想努力克服这个困难。

　　1969年，陈云被疏散到了江西南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他随身带去的三大箱书。

　　肖华光：时任陈云秘书

　　他一个人在那里生活很孤独，但他仍然朝夕不误，劲头蛮大地读书。我们年轻人都感觉很吃惊，你说都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去了，你还能沉下心来看马列吗？他每天晚上看到十一二点不睡觉，我们年轻人都想不通，他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和斯大林的书。《毛泽东选集》他看了四遍。

　　逆境中的陈云非常乐观。学习、思考、锻炼身体、调查研究，他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陈伟兰：

　　我1970年复员回北京后，到江西去看他，就感觉他的精神非常振作。后来我还叫了一声，爸，我说爸你身体变好了？他说，一股精神力量支撑着我，你看我带了三箱子书，我在这儿过得非常有意思，读书而且思考着很多我觉得非常有用的问题。

　　陈伟力：陈云长女

　　他把这些书非常认真仔细地看了大概不只一遍，然后又反复思考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和在实践中的经验。然后他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地说，我现在既有理论方面的知识，又有很多实践方面的经验，我对自己信心更足了。如果国家需要我的话，我还愿意给国家做一些事情。

　　陈元：

　　他经常跟我们说，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牺牲了，现在数得上名字的非常少。一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像赵世炎、张太雷这些早期领导人都是他非常崇拜的，那牺牲的别的人更是千千万万，所以他自己有很强的责任感，一定要把事业坚持下去。他最后的成功，是各种因素造成的，这种信念和追求，是最主要的原因。

　　陈伟力：

　　他想到我们现在还留在党内的身体健康的同志，还有哪些能出来为国家做事情。他当时跟我说过，小平同志是一个，他从能力上，从经验上，从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将来可以为国家做事情。

　　果然，几年之后，走出了政治困境的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协助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

　　中南海三角地往西的这幢小楼，是陈云最后十几年居住的地方。从外面看很庄严，进了里面，却是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家。

　　逆境时不消沉，顺境中更清醒，这是陈云思想品格的一个鲜明特征。他一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堪称楷模。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几十年间，在公开场合出现的陈云总是穿着这两套中山装，这是他一生的礼服。

　　肖华光：

　　他一年到头穿的是布衣布鞋。

　　1952年出国到苏联去，按国家规定给他做了一套毛料中山服，深蓝色的。1954年出国到越南去，又给他做了套毛料中山服。因为出国去得穿得像点样子，给外国人看到中国领导人穿得太寒酸也不好，所以一共给他做了两套中山服。他把这两套中山服当成礼服了，平时不穿的。但是时间长了，胳膊底下、膝盖底下的料子都磨薄了，他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不要做新的。后来我们就把衣服带到上海去，请上海洗染店的老师傅给补一下，因为北京没有这个技术。当洗染店的老师傅知道这是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的衣服时，都很感叹，说陈云同志生活那么艰苦啊！

　　牟信之：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原陈云警卫秘书

　　陈云同志的饭量很大，我们现在讲究多吃点菜，他说吃饭吃饭，你干脆把它改成吃菜，别叫吃饭了。那一次我说，老人家，扇贝你吃过没有？他说什么叫扇贝，我说就是海里那个扇贝，他考虑半天，说想想再说。过了两天他告诉我，他说我不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好像很贵。我从1959年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算起来也有十七八年，从来没见他吃过燕窝鱼翅或海参人参之类的补养品。他就吃土洋参，就是胡萝卜，这是老太太建议的，他每天最少吃两根胡萝卜。

　　肖华光：

　　就是吃普通的东西，所以他那个从专运处找来的厨师，就有意见啊，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这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的技术也提高不了啊。

　　妻子于若木，1938年在延安与陈云相识相爱，共同生活了57个春秋，她称陈云有着水晶般的人格，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于若木：

　　他写的条幅呢，就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竹子一直长到很高了，中间仍是空的，是虚心的。这就表示他非常赞赏竹子的品格，也就比喻他自己的品格。他从这里也悟到一些哲理。

　　陈云（同期声）：

　　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居家过日子简单朴素，外出视察更不兴师动众，这又是陈云一贯的作风。

　　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每年都要外出调查研究，但他从未坐过一次专列，而且从不迟到。

　　牟信之：

　　首长过去出差都是坐火车，但从不坐专列。他说必须要提前5分钟或10分钟到火车站，不能迟到。他说，你知道3分钟等于72个小时吗？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3分钟等于72个小时？他说，一趟列车是多少人，大概1400多人，当时一趟列车一般14节、15节车厢，我迟到3分钟火车晚开3分钟，是不是72个小时？

　　“不接不送，不请不到”，这八个字是陈云外出视察时给各省领导定下的一条铁的规矩。

　　顾秀莲：

　　陈云同志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我记得

　　特别清楚，当时他来南京的时候，我们省里的同志和我本人，特别想到车站去接他，可是北京来的电话说，老人家交代了，到哪儿去都不要省一级的领导去迎接，所以我们也就没敢去。

　　冬天的杭州对体弱多病的陈云来说是一个休息的好场所，但很长一段时间，陈云却不愿在杭州过冬。

　　施振眉：

　　原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

　　1977年以后，陈云同志几乎年年都来杭州，而且年年都是春天来。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春天来呢？冬天也好来的嘛。他说冬天要生炉子的呀！我说你在北京不也生炉子吗？他说北京大家都生炉子。我说现在也不光是你这幢楼生炉子呀！你现在住的地方——汪庄，改革开放以后叫西子宾馆，除了你这幢楼以外，其他几幢楼有住外宾的，有住内宾的，天冷了都要放暖气的，不会特地为你一个人放暖气。他说，真的不是专门为我？我说当然不是。他说，照你这么说，我冬天可以来了。

　　建国以后，陈云前后几十次去过杭州，但浙江的历任党政军领导都不无遗憾地说，他们没有一人有机会陪陈云吃过一顿饭。

　　铁瑛：原浙江省委书记

　　他的特点，一个是不接不送，另外来了以后，我们也向他汇报一些工作，看看他，以后他有事情就找我们，没事情就不找了，而且他也不请客吃饭，我们从来没请他吃过饭，他也不让我们给他搞戏看，他也不看电影，就是爱听评弹。

　　陈云一生酷爱评弹，评弹艺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听客。做一个普通观众和群众一起在书场里听评弹，是他最大的享受。

　　牟信之：

　　到杭州的大书场听书，他提出，汽车不要到书场门前；跟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要一、两个就够了；进书场要准时，不能早到也不能迟到，早到了演员紧张，迟到了对群众不礼貌。

　　邢晏芝：苏州评弹学校副校长

　　演员一般不知道首长来。但是我父亲有个经验，他说我上台后，只要看到有个带大口罩的老人坐在下面，我就知道今天首长来了。他不是坐在第一排，也不是坐在很显眼的地方，他是居身于观众中间，坐在很偏僻的地方。

　　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利益，时刻关注群众利益，这是陈云政治品质的又一个鲜明特征。陈云一生奋斗，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恪守一个永恒的职责——公仆。

　　吴官正：

　　陈云同志始终如一地坚持为人民服务的

　　政治本色，坚持人民至上，坚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经常告诫全党同志，要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他提出，领导者要善于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入手，从群众最高兴的工作做起，经常了解群众的心理，把握群众的情绪，善于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人民谋福利，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云关心群众，都是些具体、实在的事情。农民能不能养好猪，市民能不能吃上大白菜，冬天有没有人上街扫雪，这些看上去很小的事情，一直牵挂在他的心里。

　　肖华光：

　　大白菜对北方老百姓来讲是当家菜，冬季就靠这个东西，他说大白菜是大多数人都吃的食品，一定不要卖贵了。北方人冬季主要就是大白菜和土豆，如果冬季这两样东西卖得很贵，老百姓又很穷，买不起，没菜吃，那老百姓就很难说你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了。

　　陈伟华：

　　陈云次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农村当教师，我回家跟父亲说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差别还很大。那时候，我每次回家，老乡们都请我代他们向父亲问好，老人家非常高兴。毕竟我爸爸对人民群众吃穿用等问题都非常关心，所以即使在“文革”中老百姓仍然想着他，惦记着他。

　　经常和群众在一起，可以使头脑清醒；头脑清醒，就可以少犯错误。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说，陈云同志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

　　何以如此呢？

　　陈云（同期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

　　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

　　这十五个字是陈云一生信奉、毕生实践着的人生哲学，对此，很多和陈云接触过的老同志都感触颇深。

　　李泽民：原浙江省委书记

　　不唯上，不是上面的话可以不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和书可以不看；只唯实，是指在研究决定问题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在决定问题的时候，要反复交换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比较，就是研究决定问题的时候，要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是讲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做出决定以后先放一下，听取多方面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

　　宋平：

　　他特别强调只唯实，只唯实就是唯物主义，所以他干什么事情，就是唯实。不管什么风、什么言论、什么舆论、书上怎么讲、上面怎么讲，他都要结合实际去理解。这是他最重要的品格。

　　袁宝华：

　　他经常把各个方面的人士召集在一起，听大家的意见，特别是听不同的意见。

　　余建亭：

　　原陈云秘书他总要了解具体的数据，要摆出数据。

　　陈锦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感到陈云同志一直是处于比较冷静的状态进行比较、交换、反复。我理解这个交换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交换这个词表现交换意见的人是一种平等的位置，是一种坦诚的，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准确的事实，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来比较，才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有个科学的依据。反复就是说经过交换，经过比较，不是一次完成的。正确的看法还得经过反复。我觉得把这个思想讲讲，好啊，那应该说对全党有教育意义。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陈云说了一辈子，也做了一辈子。他是一位彻底的实事求是大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陈云，始终关注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关注着党风廉政建设的进程。

　　陈云（同期声）：

　　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

　　顾宗宏：

　　原陈云秘书

　　他晚上11点半上床，每天的《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等等，他都看，边边角角都看到。《人民日报》哪个标点符号错了，他都能够指出来，可以想象到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从早晨八点钟起床到晚上休息，他的时间非常有规律。

　　一对溜光锃亮的核桃、不到两万元稿费、七百多盘评弹磁带，这是陈云留下的遗产。比这更可宝贵的，是他深邃的思想和伟大的品格。

　　吴官正：

　　陈云同志的崇高品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陈云同志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今天，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从陈云同志崇高的思想和品德中汲取精神养料，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刊出时本报略有删节。该片定于6月17日至19日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

　　1954年9月6日，陈云在中南海怀仁堂签到，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959年3月，陈云在桂林

　　1978年12月，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右为邓小平，左为王震。

　　陈云手迹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四集电视文献片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组图)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四集电视文献片 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组图)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四集电视文献片陈云与党风廉政建设(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