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你是有罪的，再辩也没有用。”这便是“有罪推定”的逻辑。处于法治社会的公民，更应当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有权得到公正的审讯和判决。”
李久明“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聂树斌案闹得沸沸扬扬，紧接着又爆出佘祥林“杀妻”案。这几天，媒体又报道了山西“佘祥林案”：被害人“死”而复生，嫌疑犯岳兔元未能无罪获释，却又被法院以诈骗罪判决。6月1日，柳林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撤回此前对
岳兔元诈骗案的起诉。
几起司法冤案经过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让世人瞠目，一件比一件离奇，一桩比一桩怪异。好在除了聂树斌案目前还无定论，其他大多已经沉冤昭雪。然而细细反思，却让人心中颇不是滋味。从根本上来看，是法治理念的缺失造成的。综观这几起案件，悲剧的发生都缘自于当地办案人员“有罪推定”惯性思维的方式和手段。
“有罪推定”就是在案件一开始就将当事人推定为有罪之人，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想方设法证明此人有罪。因为“有罪推定”，所以嫌疑人就是罪犯，所以就应该认罪服法。因为有种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但也不足以使其逃脱被“有罪推定”的厄运。在这里，人的尊严、价值，统统都被置于一旁，甚至有人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他们的悲剧即是以生命祭坛，令人痛心和遗憾。而这一切，都是“有罪推定”结出的恶果。
“反正你是有罪的，再辩也没有用。”这便是“有罪推定”的逻辑。处于法治社会的公民，更应当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有权得到公正的审讯和判决。“有罪推定”显然违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所以在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明确将“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从而抛弃和否定了传统的“有罪推定”。可惜的是，这一法治原则在一些地方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执行，“自证其罪”、自破其案依然是一些基层办案人员的主要方法和手段，“有罪推定”成为一种持久的可怕的惯性。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习惯于通过刑讯逼供来获取口供，并不惜通用拳头加警棍来逼迫犯罪嫌疑人。惨案、悲剧往往由此而生。
分析“有罪推定”成为惯性的深层次原因，其一是观念上的问题，我国对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方面的规定已经是相当完善了，而嫌疑人遭受“有罪推定”完全是办案人员陈旧的思想观念在作祟——人情大于法纪，破案重于生命，头脑中没有形成法律权威至高无上的概念；二是司法人员违法的“成本”太低，风险不高，他们借助和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逃法”，有意规避法律，而他们自身很少为此付出代价，即使有，也多是一些“警告处分”之类的隔靴搔痒，对其无法起到警视、惩戒的目的。
许多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把刑事诉讼的唯一宗旨和根本目的，确定为“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惩治犯罪”只能被视作“保障人权”的一种手段，决不能作为刑事司法的终极目的，更不允许任何人以“惩治犯罪”为由去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权。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法治文明国家，当然不能例外，这也正是确定“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所在。
毋庸置疑，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我们还有一段路途要走。笔者相信，只要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切实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真正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执法为民，那么，“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就会成为永久的过去。从媒体对这几起案件报道的力度、公众的反应、有关部门的处理情况来看，也昭示着先进文明的司法理念正离我们越来越近，这就特别值得我们期待。 艾文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