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张树义：控制行政侵权是我们的责任

　　实习记者 王涛 发自北京 近日，国内第一条“行政侵权救助热线”在京开通，免费为民众提供法律咨询。这条热线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张树义教授牵头开设的。身为学者，他用实践践行着用法律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使命。

　　首创热线——“我们责无旁贷”

　　“如何控制行政权力，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结构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转变，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5月1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树义倡议开设的国内首条 “行政侵权救助热线”在北京开通。热线开通以来，已为多位求助者提供了法律帮助。

　　张教授介绍说，该救助热线是自己的工作室汇集北京兆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和其他热心社会公益的法律专业人士，提供行政侵权及其相关问题的免费法律咨询和服务的热线。

　　救助热线以权威的法学专家资源为运作背景，通过网络互动平台，以个案关注、学术指导等方式，为求助者提供最优配置途径，建立一个互动全国的行政侵权救助体系，在为民众排忧解难、促进法治进程方面创造一种崭新运作模式。

　　提到热线的创建，张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我国正在向法治社会转型，出现行政侵权现象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中国法院网”最新发布的统计数字表明，2004年中国各级法院审理了92600多起行政案件，其中由行政侵权引起的国家赔偿案件达到3134件。

　　“如何控制行政权力，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结构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转变，全面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将是我们责无旁贷的责任。”

　　北大荒——“我受益无穷”

　　“在北大荒的8年生活中，虽然我奉献出了最宝贵的青春，但却使我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财富：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底层生活的经验。”

　　1969年，张树义离开北京城，去了遥远的北大荒。8年的北大荒生活被张教授戏称为“16年河东，8年河西。”他说，这就是人生。

　　文革后，一个小学毕业生回到京城，开始了他的艰辛创业。

　　“我当时一无所有，幸好还有一颗经历8年艰难生活却磨而弥坚的赤子之心。经过1年短暂的彷徨与挣扎后，我上了大学。随之带来的感觉却是不满足，我多年积聚的许多疑问非但没有找到答案，竟又平添了新的问题。1983年，我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就是想找到问题的答案。”

　　“我现在还应该感谢8年的北大荒生活。”张教授说，“在那段磨难中，虽然奉献出了我最宝贵的青春，但却使我获得了人生最大的财富：一种坚韧不拔的性格以及底层生活的经验。它使我一生受益无穷。”

　　的确，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有很多无奈，可能会面对很多不能预计的情况，就像汹涌海潮中的一叶扁舟，无力抗争；但对于你可以选择的一定要珍惜，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走好它。只有这样，你才能争取到更多的选择权利。张教授选择了这条法律之路，而且一走就是几十年。

　　登陆澳门——“思维方式的转变”

　　“观念是在它们高兴时才对我们显现的，而不是在它们使我们高兴时对我们显现。但在任何情况下，观念都是我们对它们没有期望时所产生的，不是在我们对之苦思冥想和搜肠刮肚时产生的。”

　　1995年，在澳门回归之前，为了实现澳门法律本地化，张教授应新华社澳门分社之邀，暂时离开学校去了澳门，参与相关法律的制定工作。

　　“我所以去澳门，于公，是为了将所学应用于实践；于私，则是为了近距离观察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两大法系在过渡社会状态下的走向。”

　　张教授介绍说，3年的澳门生活，除了完成本职工作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沉醉于阅读、思考之中。毕竟，这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拥有的经历。

　　“对于只受过不多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的我来说，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思维方式的转变。”张教授不禁坦言，这样的转变使他在回到北京的一段时间内，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有点不知道如何思考问题了，也不知道如何写文章了。“但我心里清楚，这大概就是‘蜕变’所必须经历的痛苦。”

　　以法学为业，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是精神贵族从事的一种事业”。

　　“观念是在它们高兴时才对我们显现的，而不是在它们使我们高兴时对我们显现。但在任何情况下，观念都是我们对它们没有期望时所产生的，不是在我们对之苦思冥想和搜肠刮肚时产生的。然而，倘若我们不在书桌旁苦思冥想，并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寻求答案，我们头脑中也确实不会产生这些观念。”思想家就是思想家，在这种不经意中，那些启迪人们智识，滋润人类心灵的涓涓细水流淌出来。这正是张教授无法抗拒生活！

　　过渡法学——“摆脱‘画地为牢’”

　　“中国目前正处在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中，西方法治理论中却缺少相应的指导。如何实现过渡这是中国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我选择了以法学为业，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画地为牢’。”张教授对于法学的理解正如其自身的经历一样，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发展成熟。

　　张教授说，学术研究如果没有深沉的积淀和宽阔的视野，就很可能是在制造“学术垃圾”。由此，张教授现在的研究重点多放在外部，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

　　在研究过程中，张教授提出了“中国过渡法学”之说。他说，这源于经济学中的“过渡经济学”，过渡经济学的提出不仅是一个命题，更重要的是一种思维方法。中国目前正处在人治向法治的过渡中，西方法治理论中却缺少相应的指导。如何如何实现过渡这是中国法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可能要对西方的法治理论做出相应的修正，应该说这是中国法学所能作的贡献。

　　中国现实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不是某一方面，也不是某项制度的变革，而是20年改革所累积的社会结构性的改变。张教授将其称为“世纪性结构变迁”，行政法学应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置于这种结构性变化之中，这正是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不同于西方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先天缺少宪政这一背景。张教授认为，缺少背景不等于没有背景，中国的背景就是社会结构变迁这一背景。在这一社会结构变迁中正蕴涵着宪政因子，只不过需要学者们去发掘。因此，西方行政法学发展的路径是从宪政走向行政法，故此才有奥托·梅耶那惊世骇俗之言：“宪法死亡了，行政法永存。”但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却恰恰是互逆的，即从行政法走向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