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温州取缔了妓院(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4日00:00 温州都市报

上海妓女新生后在照相馆的留影。

　　图为局票。客人邀请妓女陪座喝酒、看戏，称之叫局，需开出局票通知妓女。

　　上月底，鹿城区的服务性行业经营场所全面推行安全套的发放。目前，在该区的宾馆、酒店、洗浴中心等场所已经直接放置了安全套，KTV在点歌前要先播放防艾广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隔性病，防止艾滋病。

　　卖淫嫖娼是传播性病、艾滋病的一个主要途径，50余年前，古老而破旧的温州城区也存在“妓女馆”、“慰劳所”，从业女子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生。新中国诞生不久，“妓女馆”很快被取缔，这个行业销声匿迹，从业的“青楼女子”也改行获得了新生———

　　妓女馆可公开营业

　　1944年之前，温州城里没有公开的妓院，从事“皮肉生意”的大致分为明娼和暗娼。所谓明娼，就是有营业执照的旅馆、饭店招募的特种女招待，她们有固定的住宿和经营场所，且多少有些文化，会弹唱、演戏、跳舞，最重要的是颇有姿色，主要接待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其收费也高。暗娼就可怜多了，没有固定住宿，倚门卖笑，接客对象大多为过往旅客、小本经营者、手艺人等较底层的人，这些暗娼大多聚集在小南门轮船码头或西郭、朔门、安澜亭、东门浦边处招揽生意。

　　1944年，温州城区第三次沦陷时期。汉奸谢柏生为虎作伥，公开办起了“妓女馆”，称之“慰劳所”（类似慰安所），自任主管。还规定，凡缴纳花捐税者，妓女馆可公开营业。一些老人回忆，那时，城区嘉会里巷、飞鹏巷、县前头、墨池坊等处有四五家妓院，不过规模不大。那里灯红酒绿，乌烟瘴气，有的还用留声机放着“何日君再来”等靡靡之音，招徕嫖客。

　　家住飞鹏巷、现年80多岁的王大爷说，那时，巷弄口有个织布厂，他在厂里做工，经常看见附近的那家妓院灯火明亮，进进出出的大多为日本兵，也有些不三不四的本地人在那里寻欢作乐。

　　据说，在嘉会里巷住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因生活窘迫加上被坏人调唆，误入风尘。由于她戏唱得好，人长得俊俏，成了老板的摇钱树。她靠卖唱卖笑攒了一些钱，还购置了一些房产，不过没几年身体就垮了，后来只能靠房租收入以度残生。

　　而公开妓院里的女子大多卖身给老板，失去了人身自由，不仅身受蹂躏，所得极少，还常常遭受各种刑罚和非人折磨。此外日本兵还时常从乡下掠来美貌女子，关在“慰劳所”里，供他们发泄兽欲。

　　抗战胜利后，公开的妓院即被政府取缔，且颁布法令，大张旗鼓地禁娼，但结果不了了之，散落在市区的暗娼窝点尚有百余处，这些“流莺”白天蒙头睡觉，夜幕降临后便四处活动……

　　市政府发令取缔娼妓

　　1949年5月7日，温州城和平解放，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城市治安和社会稳定。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21军与浙南游击纵队进驻温州城，联合组成了军管会，维持社会秩序。

　　其实，早于温州解放的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决定对娼妓现象采取统一行动，以洁净社会环境。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发布命令，紧急出动了2400多名公安民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对妓院实行封锁，对妓院的老板和领班进行了关押审查。当晚共封闭了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人。因此，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取消娼妓的战斗在全国各地大中城市全面展开。

　　刚解放不久，温州卖淫嫖娼活动就明显退潮，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共产党纪律严明，不但要消灭剥削制度，还要清除一切腐败丑恶现象，故烟花女子也不敢与新政权作对；二是当时的社会气氛火药味较浓，日夜都有荷枪实弹的军人与民兵在巡逻执勤，最主要是党和政府把妓女视为受反动统治者剥削与摧残的阶级姐妹，采取了阶级教育和深入仔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反省觉醒，摆脱思想上的枷锁，帮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获得新生。

　　温州是沿海的小城市，当时市区仅13多万人口，公开妓院已经不存在，不过分散的暗娼窝点面广点多。针对这一情况，公安人员采取措施清查与扫除暗娼窝点。

　　据解放初期曾在东门一派出所工作的民警老陈回忆，“温州刚解放，市政府就发布通令取缔娼妓。尽管温州处于海防前线，当时对敌斗争任务十分紧张繁重，公安力量严重不足，但对取缔娼妓十分重视。那时，经常实行宵禁，解放军和公安人员在街头巷尾巡逻查哨，一般市民夜晚很少上街，故暗娼的生意十分清淡，同时我们又集中人力对全市实行户籍管理，各派出所分片分段对所管辖的旅馆、客栈进行登记，调查摸底，实行留宿、客店住客登记制度，掌握住客详细资料，并规定不得做违法生意，不得留客嫖娼。而且加强了夜间上门查房查铺，一经发现卖淫嫖娼现象，就在其携带证件上盖印，除给予罚款，还通知其家属或有关部门严加管教。

　　教她们掌握劳动技能

　　解放初期，全国各城市查封了妓院之后，设立了妇女教养院，帮助恢复她们做人的尊严，并让她们掌握劳动技能，成为服务社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且组织医疗队，对她们从妓时所患的梅毒、淋病等性病进行精心医治。据史料载：北京市被收容一千多名妓女，患有性病者占96.6％，无性病者仅44人，而治疗性病的有效针剂盘尼西林，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只能靠国外进口，仅此项开支就耗资1亿（旧币）多，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由于党与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采取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的纪律相结合，使妓女纷纷觉悟，并在劳动中逐渐改掉好吃懒做的习惯，努力适应新生活。学习期满后，又给她们安排了生活出路，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嫁给市郊农民，未成年的进了学校，个别的还当上了演员。上海还将数千名健康的昔日烟花女，动员鼓励成为进军大西北的军垦战士，她们大多数与屯疆戍边的军垦战士喜结良缘，许多人还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有的还入了团，入了党，当了干部，如今退休之后安度晚年，她们说：要不是共产党救她们出苦海，哪还有今天。

　　温州当年未曾采取大规模的收容教育妓女的举措，由于操练皮肉的均为行踪不定的暗娼，只有在卖淫时被发现后予以暂时扣留，经教育后，农村户口的一律遣送原籍，凡市区居民则交由居委会干部加强管教，一般卖淫女识时务也想方设法谋求正当职业。

　　此后的十多年来，温州市区卖淫嫖娼现象基本绝迹。

　　行为干预改变高危行为

　　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于是困难时期，少量农村青年妇女流入市区卖淫，个别老妓重操旧业。1964年4月，公安机关对流氓暗娼活动的场所进行重点控制，予以打击，共逮捕5名，行政拘留13名。“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卖淫嫖娼现象死灰复燃，逐渐蔓延开来。1983年以来，政府多次开展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活动等专项斗争，对查获的暗娼、嫖客分别采取罚款、拘留和劳教等处罚，并对引诱、胁迫、容留卖淫的卖淫团伙头子处以极刑，但屡禁不绝，卖淫嫖娼活动团伙化更趋明显，活动更趋隐蔽。

　　卖淫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至今没听说哪个国家真正彻底消失。不可否认，如今在温州卖淫女素质普遍低下，不知道如何保障自身健康。据调查，卖淫人员使用安全套比例仅为16％。在公安部门进行打击的同时，鹿城疾控中心还特地为此组建了一支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开展行为干预，改变她们的高危行为，预防疾病。

　　通讯员吴树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