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的“非如此不可”

　　宗璞的“非如此不可”

　　1946年，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的一次公开演讲后被杀害。学校北归后，曾有人提议要为他立纪念碑。冯友兰先生认为纪念碑要立在与王静安先生的纪念碑对称的地方。他说：“一多与王静安的死，都不平凡。他们所殉的理想不同，但他们的死，都有极大的意义……宋人笔记里说：伯夷太公各为人间办一大事。这句话可送与一多与王静安。”

　　在《三松堂自序》中读到这段往事，不禁怦然心动。“为人间办一大事”，用来形容冯先生的女儿、写作《野葫芦引》的宗璞，如何？即使不是作品评价，但以此形容宗璞先生的心愿，当不为过吧？

　　1985年，宗璞开始写作《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时年57岁。1988年完成出版。之后因病停顿5年，1993年开始创作《东藏记》，《东藏记》完成于2000年。先生今天已77岁高龄，听力、目力皆衰退，靠口授，仍在构思写作《西征记》与《北归记》两部长篇。我觉得宗璞是领天命而写作的，这朴素的坚持里有一个知天命老人的“非如此不可”，即使这个非如此不可表达得柔和，从容，悠缓。

　　对一个民族而言，再好的文学作品，也许都不如拥有一部真实的历史。西南联大，这所在日本侵华的危难时期传奇地存在，并为中华民族保留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的大学，它的历史却一直只有零星勾沉，并在后世散入流云。与它同时消失的还有一种中国人曾经达到的精彩的精神高度，一种蕴藏在历史中的可能性。宗璞的《野葫芦引》，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也可以说是由内而外地，亦史亦诗地讲述了西南联大的历程与精神。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状态呢？难以形容。它渗透、体现在战乱、迁徙、饥寒、生死等无常中的“不失常”中，从容朴素、洁净充实，又包含热情、道德与勇气，也许古老的“天地心”一词差可形容。小说虽然用的是全知视角，但隐含着南渡时仅10岁的宗璞的眼光。童心，轻而柔，璞而真，把我们带入诸多定见形成之前的敏感天地。时光已经太老了，真难以形容回到那婴儿般的赤子之境的欣喜。小说表面没有紧张冲突，又确实隐含一个重要悬念，这批由北平迁出的知识分子，这批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小儿女，已经随着小说的展开，遭遇了他们将命定遭遇的时代、环境、文化的复杂性与严酷性，他们的优美、智慧、自信、平安的生命，将遭遇怎样的命运？这种理想的现实处境在小说家宗璞笔下又将被怎样对待？因为它“史”的品格，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知晓它悲哀的结局，但因为它“诗”的品格，我们又对它有很高的期待。

　　1995年，《东藏记》前三章在《收获》发表时，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当时宗璞写了一个题记：“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中的阵亡战士和被日本军国主义杀戮的、在战乱中丧生的无辜同胞。”而一转眼，已经是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77岁的宗璞前两天在上海，谈到了这部小说时，再次说：“个人的记忆确实会模糊，但是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应该永远是鲜明的，我们有责任让这个记忆鲜明。”可怜柔弱的宗璞没有忘记梁启超先生的“新小说论”，她说：“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一文中曾谈到，就是年年月月的才子佳人小说，侵害、萎靡了国人的精神状态，梁启超的原话是：“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宗璞先生重提此话，真让人感慨万千。

　　这次来上海，宗璞专门做了两套新衣服，新配了一副助听器。那天在复旦大学为她举办的研讨会结束的时候，她指着蓝色的“宗璞作品研讨会”的会牌说：“我要在那儿照一张相。”听者心无不一动。其洁净柔慈，让人难忘。

　　后来在交谈中，宗璞说有一个意思忘记在会上讲了，有些遗憾，我说我来补充写出来吧。先生高兴地把大意讲给我，我谨照录如下：

　　“写战争，不能只是着眼战争，还要超越战争。战争使人异化，人应该还原为人。《东藏记》中就表达了这个意思。冯友兰先生在他的《现代哲学史》最后一章引用了张载的话：“有相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张载归纳的客观辩证法。冯先生指出：人类是聪明的，一定会照着“仇必和而解”的方向发展。我相信从长远来讲，一定是这样的。在这个长远的过程里，我们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的书是写那一段战争的，可我是为了人，为了和平。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很有限，说出来的话怕做不到，总觉得自己像在说大话，但我是努力去做的。”

　　当时我回味着“人应该还原为人”一句，直觉在这里宗璞已经说出了《野葫芦引》的根本，问能不能再展开讲一讲时，宗璞想想后，说：“就这样吧，简单说说就行。”我没有再追问，我想起她曾经说过的：“任何境界，都无法向来人探问消息。只好靠自己一点点去融会，一步步去贯通。”

　　（选自《文汇报》 作者：芳菲 ）

　　作者：马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