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知识的“进口”与“消费”

　　———“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断想高小勇编者按

　　初夏的北京激情澎湃,刚刚送走出席“财富论坛”的企业家精英,又迎来了一批经济学界国际顶尖大师———“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5月31日至6月1日在京隆重召开,“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博奕论大师约翰·纳什、福利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计量经济学大师克莱夫·格兰杰等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5位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聚首北京,为北

京发展把脉建言。他们除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与一批中国知名学者交流外,其间还分别参加系列活动,就各自领域的研究心得与中国企业家对话,与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中国学生互动。这些经济学大师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关注之情溢于言表,发自肺腑,将其过人的智慧、独到的见解和深邃的思想融入演讲之中。论坛日前已经落幕,演讲内容媒体已有充分报道，本刊今日特编发这组学者观点和评述文章,它是中国经济学人在论坛之后咀嚼回味、沉淀思想的结晶，以期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

　　7位诺奖得主和5位美国著名学者日前“组团”来京出席“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央视二台约我做论坛直播的学术顾问。我知道,学术是其次,被看中的是我的经验。因为十多年前,我曾异想天开地策划到美国采访健在的诺奖获得者,在友人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帮助下,最终采访了12位诺奖得主，并结集出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当时访问12位经济学大师要克服诸多困难,还要远涉重洋,如何联系到他们,如何筹措到经费,如何办出国手续,谁来作翻译,如何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约定的地点采访等等,都颇费周折。而今天,一批诺奖得主和著名经济学家却“结队”来到中国,相比之下,采访他们已变得轻易而举———住在央视的梅地亚中心,透过窗户俯瞰世纪坛和在它周围展开的草坪绿树,不禁感慨万千。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吸引力

　　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世纪80年代舒尔茨来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访华的开端。90年代前后,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两次中国之行,当时的两届国家领导人都接见了他。进入新世纪以后,众多诺奖得主开始了对中国越来越密集的访问,仅以近年为例2002年7月阿马蒂亚·森在北京大学演讲;2002年8月约翰·纳什、莱因哈德·泽尔腾被聘为青岛大学名誉教授;2002年10月20日莱因哈德·泽尔腾教授在广东参加研讨会;2003年11月莱因哈德·泽尔腾在南开大学创建“泽尔腾经济管理实验室”;2003年12月弗农·史密斯在复旦大学作演讲;2004年2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大演讲;2004年5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莅临长春;2004年5月劳伦斯·克莱因在苏州演讲;2004年5月詹姆斯·莫里斯在汕头大学演讲;2004年6月罗伯特·福格尔在北大演讲“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2004年6月罗伯特·卢卡斯在武汉大学举行了两场“贸易与经济增长”讲座;2004年8月道格拉斯·诺斯到北大演讲;2004年11月迈克尔·斯宾塞来京参加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这仅仅是一个粗略的统计,而且,其中的莫里斯、斯蒂格里茨、诺思、蒙代尔等经济学大师都是多次访问中国。

　　从十年前远涉重洋历尽千辛万苦才寻访到他们,到如今这些经济学界大师们比肩接踵来到中国,不能不令人感慨。个中原因何在《华尔街日报》去年对十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的一次问卷采访结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当问及“75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是谁”,答案多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中国。其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肯尼斯·约瑟夫·阿罗认为,除非经济增长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将在75年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荣誉退休教授罗纳德·科斯也认为,中国将在75年后超越美国和欧盟,并对此深信不疑。显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潜力强烈地吸引了大师们！

　　经济学知识的“国际贸易”

　　诺奖得主近年来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也跟经济学在中国的“回报率”高有关。此次为策划央视直播,我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钱颖一教授和北大的张维迎教授两位著名学者做评论。在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他在清华大学做特聘教授的家里聊起这件事,他笑着说：“中国 经济学 资本的存量不足啊。”

　　从交易的角度看,经济学知识基本上实现了“自由贸易”。只不过如钱颖一教授所言,由于我们这方面的“资本存量”不足,在经济学的“国际贸易”中,我们基本上是“赤字贸易”,但对改善和提高我国经济学知识的生产质量,作用是巨大的。这种知识的“进口”通过我国学者的“消费”,又辗转影响到我们政策的制定,增加了决策的科学性。

　　当然,知识的“进口”与其他物质商品一样,可能也存在浪费。比如资本市场的知识,这种本质上企业家知识的交易市场,跟买卖一般商品的市场很不一样,获取企业家信息的费用远远高于获取电视机、洗衣机等一般商品。这样的市场,需要满足一些必要条件才能正常运行。但我们关于这个市场的知识更多是融资而不是必要条件。于是,这个市场的效率就远远低于一般的产品市场,支付了更多的成本,有更多的浪费。但这并不表明这种知识错了,而是我们接受时消化得不够好。

　　理论知识是一般化的知识,是对形形色色“个别”的抽象概括。利用这种知识需要还原到具体的个别,与约束条件相匹配。而我们的情况大致是政府部门多一些具体约束条件的知识,而学术界多一些一般化的理论知识。于是,在运用知识分析实际问题中,就经常看到大而无当的教条空想,以及“用事实解释事实”的感情用事。这种情况只是说明,更有效率地学习以及从知识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就需要善于把一般理论与具体约束条件相结合。

　　当代经济学知识的突出特征

　　论坛期间，中央电视台直播12位世界大牌经济学家的演讲。据悉，用这么长时间直播学术会议,在央视还是第一次。除了直播诺奖得主在人民大会堂的演讲外,还在会议开始和茶歇时播映人物简介以及能把“理论故事化”的简单动画。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论坛的同时,中央台还在台里设立了演播室,请专家对这些经济学大师做尽量生动的介绍和评论。

　　相关的动画和评论要生动通俗,就要把这些诺奖得主的理论还原为一个个观众五官能感觉的具体现象,这样做也符合科学方法论的要求。科学哲学的大师莱辛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开篇就说,再抽象的思辨和高深的推论都不要紧,但作为知识最终演绎出的可观察的事实,应该诉诸人的五官可以感觉。但等事情做起来,才发现有些困难。这次来中国的12个美国学者大都是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的是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很难还原为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们都是用数学模型来表达的。

　　据诺奖得主西蒙等人的看法,数学和统计学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征服经济学的。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法国人德布鲁,也是位数学家,他在《经济理论的数学化》一文中也说,标志这种征服的,是1944年约翰·冯·诺依曼和奥斯卡·莫根斯顿发表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他把这种征服看成是社会科学模仿物理学的结果,希望经济学也“能以极少的表达式来解释极大范围内的各种现象”。

　　诺贝尔经济学奖显然怂恿了数学对经济学的“征服”。西蒙说,诺贝尔经济学奖“选拔委员会对定量和数学贡献给予充分的贡献,这显然是在试图使经济学有别于经济政策和新闻学”。我想诺奖委员会怂恿这种征服还在于这样一个情结,即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初遭人反对,包括诺贝尔本人的几个亲戚在内,都觉得经济学跟物理学相比,不大像科学。“你们说不像,我们就搞得很像”———于是,大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数学家。如何看待数学的“入侵”,在诺奖得主中就说法不一。但诺奖评选委员会的偏好,以及在学人中形成的路径依赖,很难指望有多大改变。

　　亟待我们学习和“消费”的知识

　　因为有事,未等到央视直播我就得先回杭州了。临走时央视的朋友让我看看他们写出的直播总台本。看后觉得没什么要说的了,我所关心的问题是其一,能否向观众通俗生动准确地传达这些经济学家用数学表达的经济总量关系的知识;其二,即使传达这些知识没有多大问题,但这些知识我们现在又可以利用到什么程度呢？

　　经济理论在美国的数学化,大概跟那里的市场经济成熟有关,条件稳定便于数学工具大派用场。而在市场正在生成中的中国,数学化的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和政策运用需要斟酌更多的约束条件。事实上,对发现和确定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量———价格来说,正如钱颖一教授所说的,它更像一门艺术,而不是数学。对市场正在生成中的中国而言,估计诺奖得主们关于价格变量的知识更有适用性。比如信息经济学认为人所知道的信息是不同的,这样的假定有一个含义即是,就某一种信息而言,不同的人获取,会有不同的成本,那么我们面临某种决策时让信息成本最低的人选择无疑代价小效率高。比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信息,官员获取的成本无疑比企业家来得高,由此,相关的决策就从政府计划改到了分散的企业。

　　其实,我们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信息经济学的知识,获取更大的节约。比如一些公共决策问题。如今全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停靠站的选择问题,一般都是政府部门来选择决定。事实上,对交通堵塞造成的影响而言,政府交警部门最有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最低;而对哪里应该停靠,到处拉客的出租车司机的信息获取费用最低。根据这个道理,比较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应该是政府部门选择决定哪里不许停车,而在政府不禁止的地方,由市场决定在哪里停靠。这样也可以节约政府到处设立出租车停靠点的费用和监督的成本。

　　很多问题恐怕只有坚持学习中才会有答案。但我们相信，只要在立足于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同时更多地向世界级经济学家学习,不断与他们交流和互动,中国经济学定会结出自己的丰硕成果。

　　作者系《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浙江工商大学特聘教授）（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