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元老的历史风云(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4日07:56 潇湘晨报

　　在“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陈云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6位伟人的仿真蜡像栩栩如生新民晚报

　　日前，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部经中共中央批准撰写的反映陈云生平、思想和业绩的权威性传记——《陈云传》。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金冲及、陈群任主编，曹应旺任副主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关部门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同意，本版节选了其中几个反映新中国成立后陈云的事迹、思想和业绩的片段，以飨读者。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义无反顾揭露

　　高岗分裂阴谋

　　陈云同高岗在东北共事多年。高岗调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主持编制五年计划，陈云不仅在工作上注意配合，而且对高岗一直是谦让和尊重的。

　　但是，当他发现高岗有分裂党、妄图当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阴谋后，便义无反顾地加以揭露。陈云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党的原则是立党之经、护党之法。党的原则是严肃的和不可违背的。党员中间也有朋友之间的情与义，但其情其义都应服从于党的原则。如果只讲个人之间的情义，而不顾甚至违背党的原则与党的利益，对明明是错误的东西也不去揭露和批评，明明是真理性的东西也不敢去追求和坚持，那么党内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失去统一团结的正确基础，党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先进的组织，而会变成“哥老会”一类的江湖帮派。所以，陈云在这里不仅讲清了对高岗错误所应抱有的态度，而且也讲清了如何正确对待和解决党内发生的矛盾和错误的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道理。

　　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陈云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毛泽东还特地嘱咐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林彪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12月19日，陈云离开北京。他先后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有关负责人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在杭州，陈云向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嘱咐的话，并把高岗如何利用四野旗帜、如何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如何到处活动等问题告诉了林彪。林彪答复说：“对这件事主席和你（指陈云）比我了解，我同意。”林彪又问陈云：“想不想当党的副主席？”陈云说：“我不配，不要当。”林彪说：“那么除刘少奇外不要再提别人了。”林彪还说：“高岗可能自杀。”陈云立刻回上海把他同林彪谈话的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问陈云：“难道副主席只要刘少奇一个？不要恩来？”陈云说：“我当时理解林彪说除刘少奇以外不要再提别人的意思，是林彪自己不想当副主席。”1954年1月9日，陈云由武汉返回北京。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不点名地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陈云在会上发言，他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陈云希望高岗、饶漱石能够彻底改正错误，他担心“水牛转弯不大容易”。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了很大震动。

　　西楼会议上直指当时困境

　　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于1962年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23日，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他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重要措施：一是把1963年至1972年的10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陈云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了很大震动。薄一波回忆说：“在陈云同志发言时，大家还三言两语地插话，为他的讲话内容作补充。少奇同志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方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统一大家的认识，并征求意见。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由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李富春作《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作《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作《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这三个报告进一步阐述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彻底摆开，提出了很有力的措施。据薄一波说：“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丰富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更大的作用，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

　　后来到上世纪90年代，陈云谈起30年前的这次调整工作时说：“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件是动员城市两千万人下乡；另一件是通过炒肉片、高价糖果等，回笼货币六十亿元。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粉碎“四人帮”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2天就提出的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提出六点意见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陈云仍住在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71号。他虽然还没有恢复重要的领导职务，但仍以一个老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密切关注着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为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思考着良策。

　　1976年10月16日，仍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与陈云有着深厚战友情谊的李先念，打电话征询陈云对粉碎“四人帮”后各项工作的意见。陈云谈了他所考虑的一些问题。李先念听后认为切中要害，恳切希望陈云把这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18日，陈云将意见写成文字，在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送给李先念。送出前，陈云给李先念写了一张便条：

　　“十月十六日你在电话中要我把我向你提的意见写给你，现已写出，并与王震、姚依林同志一起议过，他们也同意。特遵命送上，供你参考。妥否，请酌。”

　　在这份意见中，陈云说：“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很好。”

　　接着，陈云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出发，谈了他对当前工作的六点意见：

　　“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十月六日采取行动。因为：八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七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

　　“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

　　“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

　　“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

　　“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党的许多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

　　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

　　这时，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12天就提出的这些重要意见，确实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

　　在陈云看来，粉碎“四人帮”后，无疑要使国民经济尽快恢复和发展，但是，要使党和国家真正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首先必须拨乱反正，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纠正冤假错案，否则不可能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一切就无从谈起。因此，陈云重申：必须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必须尽早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使他重新回到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来。而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定的，提出“两个凡是”，这两件事就不能改变。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