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学位制是学问的天敌?(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4日08:27 光明网

漫画作者吴之如

　　学位制是学问的天敌抱虫鱼

　　今日中国学术腐败层出不穷，学术造假、成果剽窃、论文克隆，蔚为大观，颇遭社会热心人士的清议。有愤怒青年且称之曰“溃疡”。实则学术界最大的溃疡并不在此，乃在学术研究的普遍平庸化。汗牛充栋的所谓“学术成果”，非但无益世道人心，即于本学科之建设，亦殊乏贡献。稍具思想深度和开创性的著作已是凤毛麟角，开一代风气的大著作更是绝无仅有。自人言之，钱锺书级的专家已不可复见，更遑论陈寅恪潘光旦这样的通天彻地的大师了。鄙意以为，此皆学位制施行不当所致。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中国仍旧以学位而非著作作为评判学人的根本尺度，只要职场仍不顾实际需要，唯高学历是举，平庸就仍将把持着中国学术，学术界的溃疡也就永无收口之可能。

　　学位制本为舶来之物，其于学术的目标南辕北辙。学术的目的，应当如张横渠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或至少也得如司马迁所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从事学术无任何实际利益，故平庸现实之辈，咸抛心力于八股，只有那些天性高贵之士方于治生之余，潜心向学。龚自珍诗云：“荒村一客抱虫鱼，万一谈经引到渠。终胜秋燐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即为这些拥有高贵天性的学者的写照。而学位制施行既久，职场上本科不餍足而求硕士，硕士不餍足而求博士，至于实际工作是否需要如此高的学历，却存而不问。于是人人皆知博士头衔之荣耀，故往昔八股之士，莫不削尖脑袋考研考博，冀得一博士帽以荣身。是今之学位制，亦犹昔之科举，大学毕业为茂才，硕士生为举人孝廉，博士生则俨然进士也。叔本华早就说过，任何一种聚会一旦人多势众，平庸的声音必占主导地位，学位制譬如工业流水线，只能制造合格产品，其是否优等，则不问焉。学位制既以功名引人入彀，则从事学术之人自然与日俱增，如此平庸之徒，必执学术界之牛耳，此学位制之大害一。

　　钱钟书尝谓，学问是荒江野屋二三素心人之事业。而今日求学位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不是为了热爱学术。迩来研究生连年扩招，犹不足餍考研究者之需，然此辈考研，岂真为学术哉！考其初心，泰半为目下就业困难，暂时栖身而已，更有甚者，以藉藉无名之院校，自大学一年级起就准备“第二次高考”，谓之“洗底”，一旦侥幸成功，俨然以名校生自居。这些本无学术天赋，只把进研究所当作荣身之阶的凡庸之辈，从他们决定考试那一刻起，心中就全是功利之念，哪里还谈什么素心。故学位制足以败坏人心，此学位制大害者二。

　　古之学者，仕而优则学，今之学者，却把学问当作治生的手段。仕而优则学者，虽以八股进身，迨高官厚禄，治生有余，不须冀学术以谋稻粱，乃能究心学术，著作只求藏诸名山，不必仰人鼻息；以学位为晋身之阶者，一举一动，莫敢不循规蹈矩，故多曲学以阿世，谄上以取容。如此中国学术安得不江河日下？此学位制之大害者三。

　　中国的学问，例非朝市之儒所能担当。历代大学者，无功名者沉沉夥颐。从前曹云祥之聘陈寅恪，蔡元培之聘梁漱溟皆一时之佳话，而以中国之大，即今草野间岂无人哉，但有哪个大学校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聘任无学位之彦士任教？今日无学位的学者，纵使究心天人，自成气象，亦遭排斥、打压，此学位制之大害者四。

　　爱因斯坦曾不无讥讽地指出，很多从事科学的人士，他们只是被偶然选择成了科学家，如果环境变化，他们完全会成为官员、银行家、工匠，或其他任何一种职业。他们在科学的森林里只是“蔓草”。爱氏又谓只有那些因无法忍受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无法容忍世人的愚昧庸俗而从事科学的人士才是科学森林中的“乔木”，即使那些为着满足单纯求知欲而从事科学的科学家也不过是“灌木”而已。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人文学界。试问今日从事学术研究的青年，有几人真能把著述当作终身事业？又有几人存有张横渠“四为”之心？今日中国的学术气象，也就不言而喻了。

　　学位制不是症结所在

　　木兆

　　一段时间以来，对学术腐败的揭露与声讨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不断被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抄袭、改头换面的剽窃、低水平低层次重复的出版等等案例，以及各类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评审中的“黑幕”，致使人们不禁产生了疑问：中国学人怎么啦？

　　在探讨当前学术腐败层出不穷的根源时，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学位制”，认为学位制是学术腐败的罪魁祸首，正是它催发了种种令人不齿的剽窃劣行，导致学术垃圾的惊人产出以至整体学术水平的低下。乍一听，这种观点似乎不无道理：假如没有学位制，也就用不着争先恐后地拿什么硕士、博士学位了；于是，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抄袭行径、不择手段地争着评奖的现象，也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然而，仔细思之，会发现问题绝非如此简单。笔者认为，将学术腐败归结为学位制是一种“见木不见林”的想法，学位制其实并不是学术腐败产生的症结所在。

　　其一，指责学位制的人们只看到了学位制带来的某些恶果，却没有细究那些恶果之所以以滋生的更深层的学术机制乃至更大的社会环境。实际上，学位制仅是现行学术机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它所担负的功能、所发挥的作用，无不牵涉学术机制、教育体制的内部构成及其与学位制的互动关系。显然，学位制背后的各种机制的制约是更为根本的。另一方面，还应看到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迁，对学术研究以及学位制本身的影响。毋庸讳言，在追求高速度、快节奏和泡沫化的当今社会，面对各式各样、五光十色的物质诱惑，坐在冷僻书斋里的学人难免会心浮气躁，而丧失沉淀和积累的专心。指出这一点，意在提醒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和思路，思考一种现象得以形成的根源。

　　其二，指责学位制的人们没能意识到，学位制虽说参与了一定的学术评价、学术构造和学术认定，但它作为一种评价、认定的制度性手段，本身并没有对错之分。正如近年来同样遭受指责的高考来说，高考仅仅是遴选人才的一种途径；尽管从实施过程和结果来看，它越来越暴露出一些弊病，但在没有更好的遴选人才的方式出现之前，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事实上从整个社会遴选人才的机制来说，已逐渐出现不拘一格的局面）。不可否认，学位制为学位获取者的种种动机（有些很可能是不正当的）提供了条件，但问题不在学位制的有无，而在于这一制度在被制订、理解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是否恰当。某些与学位制有关的痼疾，往往是这一制度实施的不当造成的，恰恰是那些不当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其三，指责学位制的人们忽略了人自身的复杂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同一种制度，在不同的人那里所得到的理解和施行，可谓千差万别。值得考虑的倒是，在相似的学术机制和教育制度下，为何有人学术腐败，而也有人并不？在一种匆促的学术处境、社会环境之中，为何有心浮气躁的人，也有潜心问学的人？个体之间的差异不是一种制度能够抹平的，个体自身的原因也不是制度的原因能够取代的。当人们追究某一问题的制度成因时，也应该把人自身的因素、个体与制度的相互关系考虑在内。

　　总之，我以为不应单一地要求某一种制度（譬如学位制），为人们痛心疾首的学术腐败丛生、学术水平下滑负责，而是应该探寻这些现象产生的更深层、复杂的原因。学位制本身的确会引出一些可予讨论的话题。例如在去年的江苏省政协会上，一位教授就呼吁要“尊重学位制度，防止学位贬值”（见《扬子晚报》的有关报道）。因此，对于学位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完善它，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