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风细雨过天长

　　天长镇，曾为井陉县城。商代，城西北丘陵上已有人居，隋代渐兴。建镇确切时间不可考，最迟在唐代已称天长镇，五代时称天长军。北宋时，县治所迁至此地。直至1958年井陉、获鹿合并，县政府迁至微水镇。如今，古镇旧貌宛然，城垣、街道、庙宇、书院等保存较为完好，多为明清建筑风格。记者造访天长古镇时，春雨潇潇，经日不绝……

　　井陉，藏在太行山的豁口里。天长，锁住了东来西往的交通。作为军事重镇，天长是

靠打仗起家的，因而像青铜黑铁一样坚固。这座石城建筑藏杀机，重防御，密密麻麻的卵石城垣垒得丝丝入扣，强弓硬弩奈何它不得。东聚门设一道城楼不放心，十几步外再设一道。穿越高大森严的门洞悬拱，沉重的威严感使人喘不过气来。这种防卫式的砖石表情，在江南同时代的古镇里，几乎没有。

　　北高南低，顺势结庐，形制酷似“簸箕”———这样的结构成于明洪武初年。最初，夯土为城，周长三里、高三丈五，单是高度就已经超过了平遥古城。嘉靖二十二年，绵河水患，以后地方官员便不断改建石围，以期一劳永逸。屡经修葺，天长镇被层层的砖石铠甲武装起来，变成一只警惕的“石头簸箕”。

　　淋着细雨环视古镇，草木之间裸露出深灰色的城楼和湿漉漉的弩台，镇上人挑着水桶从窄巷里出来，穿过正南的门洞到城外去。暗影中，凌乱的青石路闪耀着浅浅的水光。想必八百年繁华走的都是相同的路线、相似的姿态吧。

　　刀兵稀疏，战事消歇，承平日久的天长镇得以在波光山影中偷闲，森严的“石头簸箕”终于拢不住经商与从政的野心，城池衰败，土著民的脚步也越走越远。混出头脸的，回来买房置地，续修宗谱；一事无成的便默默地死在外边，断了香烟。这些悲喜剧成就了天长镇上的荒院豪宅，至今，仍有老人做相似的感慨。天长镇祖辈流传的优越感一点一点地动摇———原来，山外还有比“石头簸箕”更阔的地方，为了施展才志，他们脚跟脚地离开家山故园。夕阳如火，城垣宛然，不知是否有人记起王维惊叹的诗句：“高城眺落日，拯蒲映苍山。”所谓“临河倒影”、“绵河夜涨”等优美的句子养不活小镇，曾经固若金汤的“簸箕城”终于弥失了霸悍之气。

　　按理说，山野之地，文化土层很单薄，但这里并非想像中的穷山恶水，尚武之外，还崇文。“皆山书院”镏金的匾额赫然悬挂在廊檐下，抚摩厚重的大门，似乎能听到隔代的讲课声、诵经声。这种动人心弦的声音在“皆山书院”上空已回荡了整整450年。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年)，井陉知县苟文奎动议，在天长城内文庙东北修建“井陉书院”，学生等同于进了乡试之前的“预科班”。周边士子立刻云集于此，负笈求学者远远超越了井陉的疆界。

　　康熙二十七年(1689年)，知县周文煊把业已破败的书院迁到了城外一公里的东山顶上，更名为“东壁”。13年之后，新知县高熊征拨款修葺，再换名号为“文昌”。又过了70年，知县周尚亲又把书院请回城里，紧傍衙门东邻破土动工，从此，奠定了“皆山书院”现存的根基……

　　雨水点点滴滴地落到正门朱漆彩绘的廊檐下。当年，书院新成，那些拖着辫子、夹着书囊的童生，曾带着怎样诚惶诚恐的目光迈进这座粉墙黛瓦的三重宅院。石榴花儿盛开着，或许，穿过第一道垂花门，就能轻而易举地见到知县大人———他们既是一方行政首脑，又是当地的文化领袖。进士出身，自然背得过诗书，做得来八股，县太爷主持书院院长的选拔，甚至亲自充当“兼职教授”。

　　从第一道垂花门到最后一重院落，地势逐级抬升，很有些登堂入室之感。每层四合院都不太大，坐北朝南，正房五间———这是集体授课的地方；厢房四间，布局小巧———多为学生寝室。这些房子都是硬山结构，灰瓦花脊。如今，中间的院落被一所中学插了空子，虽说老房子没了，琅琅的书声还在。挤进来的一小片教室把老“皆山”劈为南北两半，最后一座四合院高踞在坡顶上。古柏森森，杂花生树，浓阴下光溜溜的石板路曾走过多少操着乡音土语的年轻人啊。

　　“皆山”虽是官办书院，但衙门并不单列这项开支，教师工资与奖学金完全来自弟子“束修”和社会捐赠。“束修”无非是一点儿吃食或几个小铜钱，捐赠来的则是以耕养读的“学田”。据说，光绪十三年，“皆山”的家底已经相当丰裕，学田多达四顷又四十六亩。

　　庆幸那些在天长任职的地方官员们熟悉文化、热心教育，百年树人，也算是一种功德吧。

　　刚刚稍歇的细雨又下了起来，飘飘洒洒，浸润着粉墙黛瓦之间隔代的书声，镇上的石榴花儿摇曳在廊前檐后，红艳艳地开着……本报记者张继合发自天长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