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八年审视：行政主导引发三大经济困境

　　信报记者 杨 冰/文

　　像雏鸟长齐了羽毛，直辖八年，重庆已经具备了飞翔的基本条件，是该起飞的时候了！

　　“后直辖时代”的特点就是：削弱以行政力量主导的行政区经济模式色彩，进而形成

由经济规律主导的开放市场经济模式。

　　直辖八年，“发”还是“爬”

　　“八”，谐音“发”，在中文里是吉祥、发财的意思，同时，八卦代表着阴阳的调和。人们总希望生活中的各种东西都能与八相连，图个吉利。

　　6月18日，重庆将迎来第八个直辖周年纪念日，作为直辖市，重庆已经走过八个年头，八年足以调和阴阳，蓄足底气。

　　重庆直辖的八年，是一个积累的八年，也是经济飞速增长的一个八年。

　　2005年1月12日，重庆市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市长王鸿举向与会代表宣布，据初步统计，全市GDP完成2650亿元，比上年增长12%。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550元，跨上1000美元新台阶。

　　这是一个门槛，也是第一个极限点。

　　在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拿人均GDP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惯例，人均GDP跨入1000美元的门槛，标志着重庆在未来发展中将面对一道坎儿：如果处理得当，重庆未来将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人均GDP继续往2000美元、4000美元飞速发展；如果处理不好在这之后产生的新变化，则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如拉美一些国家。

　　“重庆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积累，具备了经济腾飞的基础，但是在八年这个关口上，应该好好的总结一番。”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负责人、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教授对记者如是说。

　　盘点重庆八年来的主要工作：百万移民工程顺利完成，使重庆具备了稳定的基础；国有企业改革，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组建，使国有资产在重组中重生，被世人称之为“重庆模式”；“八小时重庆”的实现，使重庆的基本高速交通架构完成，解决了山高水长蜀道难的问题；2004年GDP完成2650亿元，比1997年直辖之初翻了一番，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但这只是一个新时代的发端。种种迹象表明，在直辖八年后，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重庆直辖市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后直辖时代”。

　　行政主导相伴的三大经济困局

　　2005年6月9日，权威经济媒体《经济日报》在一篇题为《摩企四大板块“苦乐不均”》的报道中说：“今年1-4月，重庆摩帮销售摩托135.18万辆，已落后于江浙板块148.17万辆的销量。这一形势已对重庆放言打造‘中国摩托之都’的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

　　重庆摩帮几个大佬，嘉陵、建设、力帆、隆鑫等企业人士在接受本埠媒体采访时，基本承认了这一尴尬现状。

　　目前整个摩托车行业，重庆板块占全国总销量由去年34.80%降到27.26%，江浙板块销量已超过重庆，居四大板块之首。而汽车方面，除了长安独力支撑大局以外，尚无亮点，力帆气势磅礴的造车计划目前还难以看到清晰的前景。

　　重庆起家的资本，引以为豪的支柱产业——汽摩产业，被推下神坛。

　　重庆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城市，但是在我们谈及重庆的特色时，提到的关键词仅限于热、辣、山、人耿直……重庆的经济特点显得难以描述。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这个中央为重庆提出的一个中远期目标，是一个非常“大而化之”的综合目标，是未来重庆城市发展的方向。

　　重庆凭什么支撑起这一目标呢？在直辖八年来，重庆似乎仍然没有找到最核心的答案，仍然没有寻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即产业支撑。

　　这正是重庆面临的主导产业空缺、塌陷的困局。

　　围绕国资改革的争论是另外一个问题。重庆是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非同小可，国有资本的经营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社会经济的经营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重庆国有企业面临着经济总量不大、规模偏小、布局太散、结构不尽合理等缺点，盘活存在重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采取了将国有企业整体打包回购的做法，来冲抵核销银行贷款。2004年底，重庆在国有企业60%亏损的情况下，增加了700亿的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总量达到3300亿元，这种被称之为“重庆模式”的重组方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并且重庆政府官员明确表示，在重组过程中不反对MBO。

　　对于此种重组方法，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看法。雷亨顺认为，在这种重组中，究竟存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关键在于有没有一本算得清的账。雷亨顺说：“如果真下决心，抛弃权力操作，将所有的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把原始的账算出来，钱怎么花，花到什么地方，清清楚楚，我相信做这个工作并不难。”

　　国有资产重组是一个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面对这种争议，重庆并未停止其重组步伐，是否破局，有待实践检验。

　　重庆面临的第三大困局就是库区产业空虚。三峡库区百万移民，重庆创造了移民史上的奇迹，但是现在却面临着库区人民没有足够工作可从事的局面。

　　1992年，在三峡工程开工之前，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工作与经济建设。一批国内名优企业、名牌产品纷纷落户三峡库区，或重砌炉灶，或兼并租赁，或联合投资，以扶持和提携三峡库区设备、技术落伍的产品企业。上至重庆，下至宜昌云集了杭州娃哈哈、北京汇源、浙江均瑶、江苏森达和AB集团、维维豆奶、青岛海尔、海南椰风、青岛澳柯玛、天津灯塔油漆、江苏常柴、上海白猫、玉溪卷烟、中国石化等上百家知名企业。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千里库区成了名符其实的‘名牌走廊’，‘工业长廊’。”

　　但是目前，这些库区引进援建项目几乎全部离开了库区，以各种方式撤资，库区在经历了一番热闹后重归于平静。对此，一位对口援建项目的负责人对记者讲：“这只是政治任务，结束了我们就撤了，库区的现实情况并不适合企业的发展，这里面有很多政策因素。”

　　最近人民银行的一次调研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在三峡库区的很多金融机构几乎全部撤离。留下的农业银行，政策性职能在下降，商业性职能在上升，对库区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小，能够提供资金的只剩农村信用社了。

　　“本来是最需要钱的库区，现在资金来源越来越少，你让库区怎么发展？”重庆市社科院的一位专家如此反问记者。

　　总结这三大困局不难发现，在其背后，无不闪烁着行政主导的影子。

　　重庆市在4个直辖市中，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困难最多的特大城市。并且重庆地处西部不发达地区，经济最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职能，对重庆的发展有好处。但是过于强势的政府主导色彩，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手段太重，也会为经济的发展埋下隐疾。

　　在重庆直辖之初，政府曾经要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政府参事，雷亨顺是坚决反对政府“定”支柱产业的，一方面因为重庆尚无支柱产业可言；另一方面如果定了支柱产业，就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政策将向该产业倾斜，这就会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压力。

　　现在来重新审视当初所定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摩托车产业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但是就目前来看，占重庆经济总量半壁河山的摩托车产业呈衰退趋势，惟一利好消息则是沃尔沃将与长安集团合作。长安集团生产的汽车，大部分组件依靠外地或进口，并且作为仪表工业技术相当领先的重庆，也不能为长安提供仪表。整个汽车工业并未在重庆形成产业链。

　　医药化工是另一个支柱产业，虽然重庆有太极集团、建丰化工等，但是用雷亨顺的话说：“几个企业怎么能够支撑一个产业呢？”

　　钢铁是第三大支柱产业，2004年全球钢材涨价曾经让重钢的日子很滋润，但是对于既无原材料，运输又困难的重庆来说，钢铁成为支柱产业实在太难。

　　在各方专家学者呼吁要进行技术改革的同时，重庆技改投资逐年下降。

　　“那么究竟什么可以成为重庆的支柱产业？”记者问雷亨顺教授。

　　“我不清楚，至少说现在我还没有看出来。”雷亨顺教授厚厚的眼镜片后的眼神多少有些无奈：“但至少这种政府定支柱产业做法要不得。”

　　对于国企重组，整个重组过程，就是政府在主导。据了解，重庆曾经想把长安、嘉陵、建设三家军工企业，力帆、宗申、隆鑫三家民营企业拉在一起，重组成两家集团，这种典型的“拉郎配”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重庆直辖之后，市管县是在行政体制上的进步，减少了行政层级，但是这又带来了新的行政分割矛盾。

　　在开县农村杀猪，猪肉只要3—4元，成本相当低，但是把猪运到万州城区的市场上，就要8—9元，甚至比主城区还要贵。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行政分割。相邻的两个县，所有物资跨县要收费。

　　雷亨顺曾经主持研究一个方案，将万州、云阳、开县联合起来，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在经济上进行互补、互动。这三个区县人口460万，并且大部分是移民，加起来占移民总量的50%还多，“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把库区一半的问题解决了。”

　　但仍然是由于行政体制上的分割，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在中国条件下，要想做成一件事，政府是第一推动力；做不成一件事，政府则是第一大障碍力。”雷亨顺感叹道。

　　“去直辖化”：

　　打造明星城市

　　2003年，重庆的长江三峡迎来了一批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团体，到长江三峡的目的是研究三峡工程建成后，重庆究竟可以减少多少运输成本。

　　有人问，重庆离美国那么远，你研究这个干嘛？

　　这一行人回答，因为继东部改革开放之后，西部开发是中国又一个大政方针，而重庆是西部惟一的直辖市，与海岸线有2000多公里的距离，而弥补这个劣势的惟一优势就是长江水运。那么三峡工程的修建为重庆节约了多少运输成本，就意味着重庆增加了多少竞争力。

　　“在重庆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科研机构对此进行研究的。”当时参与其中的一位中国学者说：“是该重庆惊醒的时候了。”

　　审视重庆八年的发展不难发现，浓郁的行政色彩笼罩着整个发展过程。

　　直辖这一行政手段，让重庆从一个地级市一下子跃升为省级直辖市，一下子有了与周边省级行政区对话的资本，这不仅体现在政治地位的提高上，而且体现在重庆中心地位的确立，一时间重庆成了投资热土。

　　作为新生代直辖市，中央对重庆“不薄”。“中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重庆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1999年，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邻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了这个观点。

　　直辖八年，重庆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763亿元，年均增长21.7%。在飞速增长的GDP中，投资贡献率占80%，而投资主要来自于中央直接投资和国债，主要表现在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目前中国的现状下，行政手段对于一地的发展有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刘君德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刘教授认为，直辖确实是重庆近几年来飞速发展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因素，行政作用占据了重庆发展的主导地位。

　　在最近全国各地掀起的一股直辖热潮中，各大中城市纷纷要求成为“中国第五直辖市”。对于这种现象，重庆直辖得到的种种好处，无疑是促使这些城市“申直”的原动力。

　　但另外一些数据提供给我们另外一种思路：2003年，我国长期建设国债发行由1500亿元减到1400亿元，2004年又从1400亿减到1100亿元，说明财政政策的张力在逐步减小。随着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还将继续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随着中央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种种迹象表明，中央财力不可能平均分配，对重庆优惠政策削弱，只是时间问题。

　　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基本没有直辖市的概念，只有明星城市的概念。底特律是汽车之城，休斯敦靠汽车扬名，汉诺威靠展会取胜。在中国，小小东莞成了世界工厂，温州培养出中国最有实战能力的商人，苏州成为外向型经济典范。

　　城市竞争力不可能长期依靠中央政府的特别照顾而获得，只能以自己在区域竞争战略和产业战略方面的独到之处决胜。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在全国“两会”上面对总理发出了“武汉在哪里”的天问，据说促成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加速。但这一不乏悲情色彩的追问中，凸显出中国地方政府对政策指向的过度依赖。

　　像雏鸟儿已经长满了羽毛，重庆在行政手段的“呵护”下，具备了飞翔的基本条件，是该单飞的时候了。

　　如果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个标志，那么“后直辖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逐步转变目前我国惯有的行政力量主导的行政区经济模式，进而形成由经济规律主导的开放市场经济模式。站在八年这个节点上，对于即将进入“后直辖时代”的重庆来说，寻求发展路径上的“去直辖化”，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重庆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后直辖时代重庆寻求“观念突围”

　　“重庆正在逐步的改变自己的形象！”一位多次赴渝采访的中央媒体人士对记者说。

　　在他上班的路上，道路在扩宽，两边的景致在增多，路面环境也变得清洁起来，重庆正在朝细腻、精致变化。

　　2004年亚洲杯，重庆人的热情为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亚足联主席哈曼盛赞重庆：“亚洲杯，重庆最佳。”

　　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一次重庆向外界展示自己绝佳机会，从2004年，重庆就开始筹备这次盛会，包括城市绿化、展馆建设、城市形象设计等，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到收尾阶段。从这些努力可以看出重庆国际化，寻求突围的冲动。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城市管理行为不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以行政命令方式完成，比如组织机关干部和学生义务植树之类的，招投标等市场行为的引入，使重庆的绿化工作变得迅速而有效。

　　2005年2月，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关于放宽市场准入，构建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平等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建立融资、技术、创业、培训、质量等八大服务平台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并且表示，对诚信守法的就业大户、纳税大户、出口大户、高科技民营企业等给予重点支持。

　　“重庆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这是重庆致命的弱点，非公经济是市场最活跃的元素，在未来的经济中应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雷亨顺说：“重庆应该借鉴浙江经验，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2005年6月11日，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为部分市人大代表作全市经济形势政策报告时提到，目前重庆经济80%靠投资拉动，但这样的投资拉动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在进入功能开发阶段后，将主要靠工商产业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出口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标志着一个转变。

　　对于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重庆将遍寻名医，为重庆的国企改革支招。对于国企改革，我国学术界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以郎咸平为首，称国企改革MBO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认为MBO该废止。与之相对的以吴敬琏为首的经济学家认为，国企改革不该因噎废食，应该继续下去。持中间观点的是林毅夫。

　　2005年4月，重庆专门举行了一场圆桌论坛——国有企业改革论坛，郎咸平、黄奇帆与重庆本土的企业家同台论道，寻找解决重庆国有企业改革的良方。据了解，重庆还将邀请持另外两方观点的吴敬琏、林毅夫近日赴渝，为的仍然是重庆国企改革问题。

　　政府不再认为经济改革问题是自己的私房菜，不再藏着掖着，讳疾忌医，而是开门求贤，这至少体现了一个大都市的气度和心态的转变。

　　重庆在“后直辖时代”的突围，将会因务实而得到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