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热线缘何受冷遇

　　南方时评

　　迅之

　　开通市长热线，当初曾引得百姓们热议，舆论亦不吝赞誉之辞。于我观之，市长热线只是信访救济的方式之一，对市长之功，在于为深入民情、了解民意多一种可能；对市民之

用，则在于能够将意见“直达天听”，以求排忧解难。当然，也算得上为市民监督政府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渠道。

　　可惜，市长热线在开通几年之后，如今似乎在某些地方进入了“冰河期”。比如要么无人接听，要么电话占线，要么解答含糊，问题没有反馈等等，总之实际问题难以解决(见本报昨日A09版)。窃以为，这正是人治制度化所带来的必然的制度困境。

　　将市长热线归入人治范畴，恐怕许多人难以理解，因为它的本意是广开言路，监督政府，扩大民主，推动依法行政等。听起来颇有“法治”的味道。但本意毕竟只是本意，制度的本意并不代表制度实施的结果，尤其当这种本意的基础与领导意志摆脱不了干系的时候。想市长热线初通之时，市民寄予了甚高期望，为何？不外乎热线有“市长”二字。市长就意味着当地最高一级行政权的使用，可以指挥相关职能部门跟进，甚至能靠批示、电话等越过中间层直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为市民排实际之忧，解心头之难，又有几人会为市长热线趋之若鹜？

　　市长热线开通了，市长们却不一定有时间守候在电话旁。市长重视的时候，市民或许能通过电话听到市长的声音，或许也真解决了问题。但即使市长们24小时轮班守候，且每个问题都解决掉，所累积起来的问题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起来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而已。把希望寄托在市长身上，与把希望寄托在焦点访谈身上，性质上没什么差别。可惜，中国只有一个焦点访谈，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市长。

　　市长热线作为信访救济的一部分，必然面临信访在法治时代的角色窘境。以政治权威的方式，而不是以法律权威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关系，也许能起到缓解某些情绪的作用，但无助于法治精神的弘扬，反而使人治的影子愈加清晰。

　　这种人治制度化的例子还有许多。甘肃兰州和湖南永州这两个城市在前段时间就接连出台了领导干部私人红白喜事要报告的制度，听起来亦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可仔细一琢磨，却极像“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角色互换后的反讽。似乎老百姓的红白喜事无人干预，颇有自由，但如果这种相对于领导干部的自由是依靠间歇式的政策性制度来界定，是不是有舍本逐末之嫌？况且，这个制度是领导干部作出来的，又是领导干部去遵守，还得领导干部来把关定性，制度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全凭主要领导的个人喜好。试想，如果主要领导更替，换了口味，这种制度的生命力还能持续多久？所以，更为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具有法律权威约束力而不是政治权威约束力的监督体制。

　　制度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既伤害了具体制度的运行，也伤害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信任。打市长热线遭冷遇，正体现了人治制度化陷入窘境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