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民大会”谢幕

　　(2005年6月7日，应该是台湾宪政史上历史性的一天——从孙中山1916年提出成立“国民大会”的构想到 今天，已有近90年历史的“国民大会”正式作古。)

　　本报特约撰稿林欣(台湾)

　　“国民大会”在台湾政治结构中，是所谓代表人民行使“政权”的机构，由选举产生

的“国大代表”的权力看起来很 大，如可以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变更“国土”、修改“宪法”、行使“创制复决”等。但由于“国民大会”6年才 开会1次，不是常设机构，实际上并不能经常运作，可说是“位尊而权虚”。

　　故事一：“国代”VS“立委：“蟑螂”VS“垃圾”

　　李登辉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为了推动6次“修宪”，对“国大代表”作出过较大让步，不仅同意“国民大会”每年 集会，成为常设机构，同时还扩大其权力，像“国民大会”设“议长”、对“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高层人事行 使同意权等，使“国民大会”几乎变为西方国家两院制国会的上议院或参议院，与“立法院”相互抗衡。

　　在台湾政治人物中，“国大代表”的素质不如“立法委员”，“立法委员”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国大代表”则 沦落为二流。对于“国民大会”的扩权行径，“立法委员”非常不满，痛骂“国大代表”是“政治蟑螂”；而“国大代表”则 回批“立法委员”为“政治垃圾”，彼此关系相当恶劣。

　　手握预算审查权的“立法委员”，在审查“国民大会”年度预算时，就大砍助理、集会等费用；而“国大代表”进行 “修宪”时，就想尽办法不让“立法委员”的任期从3年增为4年。两个所谓的“国会”一直在较劲中。

　　故事二：谷正纲功高震过蒋介石

　　“国民大会”并非常设机构之时，只有秘书处负责日常行政工作，开会时再选举十多位到二三十位会议主席(早期为 二三十位，后期为十多位)，组成“国民大会主席团”轮流主持会议。于是，“国民大会秘书长”的角色非常吃重，担任此职 务者也非等闲之辈，如在蒋介石台湾主政时期，出任“国民大会秘书长”的谷正纲，早年曾干过“社会部部长”，为蒋介石重 用的人马。

　　谷正纲对于“国大代表”交办、请托事项，都能一一处理妥当，在“国民大会”很有人缘。没想到，“国民大会”选 举“主席团”时，谷正纲的得票数居然超过蒋介石，这下子功高震主，他只好下台一鞠躬。蒋介石改派较没有政治欲望的何宜 武出任“国民大会秘书长”，谷正纲担任“国民大会”附属机构“宪政研讨会副主委”(主委由蒋介石兼任)。直到李登辉上 台，何宜武始卸任，将此职位交给台籍的陈金让。

　　故事三：谢隆盛一要扶正就脑中风

　　李登辉将“国民大会”调整成常设机构后，“主席团”也随之改为“议长”、“副议长”。首任“国民大会议长”为 有台湾“外交才子”之称的钱复，“副议长”为李登辉的嫡系人马谢隆盛，陈金让仍在“秘书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但重要 性已大不如前。

　　钱复干“国民大会议长”有一段插曲。在此之前钱复是台湾的“外交部长”，但由于与李登辉推动的“务实外交”看 法不同，一度想挂冠求去，李登辉就将钱复调掌“国民大会”。不过，官僚体系出身、仍保有书卷味的钱复，与地方政治人物 、充满江湖味的“国大代表”格格不入。于是李登辉把他调为“监察院院长”，本想将谢隆盛扶正，没想到谢因脑中风而离开 政坛。

　　故事四：苏南城小错让李登辉无法三连任

　　于是乎，李登辉就找曾任台南、高雄两市“市长”的苏南城，出任第二任“国民大会议长”，陈金让则升任“副议长 ”。苏南城于“国民大会议长”任内，在李登辉的授意下，曾想利用第5次“修宪”，替李登辉寻找参选第3任“总统”的法 源。不想，苏南城及“国大代表”通过了延长任期的条款，引发各界强烈的反弹。“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解释，第5次“ 修宪”无效，苏南城只好下台，李登辉的计划随之落空。陈金让总算干到“国民大会”最后一任“议长”，直到“国民大会” 结束常设化，改为任务机构后卸任。

　　陈水扁担任台湾领导人后，任务型的“国民大会”在2005年6月集会，复决通过“立法院”所提的“修宪案”， 包括废除“国民大会”。自此，“国民大会”正式在台湾政治结构中消失，不再扮演一定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