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会客厅：陈云子女讲述眼中的父亲(2)

　　严父陈云

　　白岩松：从子女的角度来说是不是父亲对你们的要求也特别地严，尤其作为大儿子是不是首当其冲？

　　陈伟兰：第一是要做人，第二才是做事。

　　陈 元：如果发现你有差错，他会很不客气指出来。

　　白岩松：您挨过批评吗？

　　陈 元：经常碰到，碰到已经都比较习惯了，大一点比如说我看书，年轻人浮躁，有时候浮想联翩，写一串感想，到他那儿一般来说是要碰钉子的，因为你未必是从实际出发，你这些想法当中很多是不现实的，不是实际当中的问题，不是你想的，特别是看了一些理论的书、原著这当中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陈伟兰：我挨的不是太多，但是我看过父亲批评哥哥。有一次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间，他在江西，他在湖南，他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怎么写得不对，什么观点不对，我父亲在上头划的横的、竖的，后来我就说，陈元还是挺努力学习的。而且当时那种情况下，能批“四人帮”，这个唯生产力论还是不容易的，我说他观点挺鲜明的，后来我父亲说，他还早着呢，说他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还差的距离很大。他说就是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磨炼磨炼，看他能不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面对挫折

　　白岩松：文革的时候虽然父亲被半打倒，从大政治家突然面临很大的挫折，他那时候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

　　陈伟兰：他在党的历史很长，也经过很多挫折，所以政治上的风浪，他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还是有相当强的承受能力，但在文化革命这样的混乱，激烈的暴风骤雨式的群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可能觉得像大山一样压下来了，我觉得他心里还是非常不好受，他还是很沉闷的一段时间，很担心我们，他好几次说过会不会连累了我们，或者影响了你们，他说自己心里很惦记几个孩子，惦记着我母亲。因为中央后来把他隔离起来，总理把他保护起来了，但是我们几个都在社会上，我母亲还在单位里头，也有群众贴大字报，所以他心里非常惦记。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父亲对文化革命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我1971年才回到他身边，他在江西南昌。他话特别多，一个可能是孩子回来了高兴，再有一个，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想清楚了，我们闹的是革命，没有做错事情。

　　白岩松：在反思自己。

　　陈伟兰：第二个，他说文化革命现在这种搞法是不对的，他说心里有一股气撑着他，说心里非常安静，看书读书。我觉得一个人在这样大的政治压力下，而且他是从中央常委，原来有一定资格了，后来排到最后，在九大他只是一个中央委员。他说只要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还有机会做工作，他说自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那会儿我妈妈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在干校里，几个孩子都没有在身边，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有一段空闲时间可以帮他一下，那时候他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当然身边还有警卫员，但一个男同志，自己的衣食住行都计划得很细致，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

　　白岩松：把照顾国家百姓的生活能力变成这回用到自己身上了。

　　陈伟兰：他要把自己爱护好，要把自己的时间保留好，就是他这个时间他要把它用来读书，保证有一个好身体，将来还有机会做一点事情。

　　白岩松：从您的角度观察，父亲内心真平静吗？会不会继续关注很多大事？

　　陈 元：是，一直是这样。文革开始到南昌这一段，他确实经历了很大的压力，到后来平静下来这样一个过程，那段他是基本上也没有文件了，后来只有《参考消息》。

　　白岩松：最惨的时候连《参考消息》都没了。

　　陈 元：后来又给他恢复了《参考消息》，他那段处在调整期，因为他静下心来，已经不再局限在文革本身的问题，他要反思建国以来的工作，党的建设，反思到党所经历过的一些重大事情，这些事情在他脑子里从来就没有停过，天天在想。南昌期间，他关注的首先是党的建设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他特别关注列宁时期的民主集中制和后来斯大林时期的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差别，觉得列宁时期是最民主的。实际上他也会延伸到我们党内的情况，他也考虑党什么时候民主集中制最好，他一直说过，他说在七大以前党内是非常民主的，对所有的问题大家都能够公开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然后最后中央和毛主席都非常从容地采纳大家的意见，他曾经说过，在民主集中制的时候，他说到七大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好像因为七大曾经对历史上的路线问题做了一些评价和思想上的清理，经过整风，有一些同志有思想包袱，有压力，情绪不是太高，后来主席在七大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叫做一人向隅，众人为之不欢，意思就是说这回一定要实现全党的团结，所以他感到那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好，延续到解放战争非常迅速，然后又到建国初期，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他觉得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离开了民主集中制，才出现了偏差。再一个就是经济工作，他觉得过去很多经济工作不从实际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搞高指标，忽视农业，忽视群众生活，他极力从苏联的历史当中找这些情况，发现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然后他也关注，我们的农业那么困难，美国农业是怎么搞的，美国的农业是怎么发展的，为什么人家能够发展起来。他有了问题，就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这个对他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

　　病中念国事

　　白岩松：1979年他得了癌症，他自己以一种什么精神状态面对这件事儿？

　　陈伟兰：文化革命结束不久，他就得了一次结肠癌，这对我们家所有人心里的打击都很大，因为当时对癌症不是很了解，到底还能不能生存下去。我确实跑到那儿直掉眼泪，他还没有事儿，我就先不镇静了。我说父亲就像我的精神支柱。后来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说这也不完全对，你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人生，我不能代替你走完你一生，而且你要自己积累经验，他说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但是代替不了你们自己积累经验，自己去面对工作和生活。

　　陈 元：当时医生跟他说，确诊是直肠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做手术能活多久，不做手术能活多久，医生回答了，他说那就做手术，一分钟的犹豫都没有。

　　陈伟兰：他还跟医务人员讲，你们要保证我至少还能活一年，有些事情还要做，如果能活三年更好。就这样一直计划到去世。

　　陈 元：他文革后期关注的一个是党的建设，一个是经济工作，首先关注的是拨乱反正，一定要替一些老干部说公道话，平反原来的冤假错案，他觉得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工作都很难办。然后再推动民主集中制。

　　陈伟兰：干部文化不解决，人心不顺。

　　陈 元：人心不顺，经济工作没办法实现真正的转变，大家都背着包袱，他所以第一推动了是拨乱反正，然后民主集中制，然后干部年轻化。

　　白岩松：好多今天大家印象深刻的名字的平反当时都跟父亲有关是吧？

　　陈 元：是。1977年他就提出来，1978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8年提出对六十一个人的叛徒的问题，要重新审视。

　　白岩松：潘汉年等等。

　　陈 元：还有陶铸、王鹤寿，包括彭德怀的问题，薄一波。文革当中他说，所谓六十一个叛徒，他说那是有中央决定的，不能算成是叛徒，他对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认为共产党不能言而无信，对自己的干部尤其是要爱护。接着他就提出来，陶铸、王鹤寿也是类似性质的问题，然后就是彭德怀的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就触及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解放后的问题了就是，不仅是历史问题了，后来就推动整个干部工作的平反冤假错案，一直到最后文化革命的否定，刘少奇的平反都是这个过程最后的结果，对他来说这件事情是比天大。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可以瞑目，要不然他是有点死不瞑目的感觉。

　　白岩松：陈云后来作为中纪委的第一书记，其实对很多腐败的案件，对一些官员做了大量工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是不是能扳下脸来？

　　陈伟兰：这点他是毫不留情，他是深恶痛绝，有一次我还看他在那儿看报纸，就说你看看这个报纸上说的，什么两菜一汤干不成事儿，四菜一汤能做点小生意，八菜一汤才能把买卖做到手，他说现在这个风气不行，他对这个是非常地反感，非常地反感，像走私，还有干部受贿，当时还有假药的问题，他看得是非常重。因为他知道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政策是一个长远的政策了，是不可逆转的一个政策，要对西方开放，中国社会要逐渐走向一定的市场经济，而且要和西方有很多的贸易往来，甚至有很多西方国家来投资，这种情况下他老说，他说会带进很多知识，会带进很多资本，但是也会带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

　　陈 元：他曾经说过，他是从大上海出来的。

　　白岩松：商务印书馆。

　　陈 元：底下做学徒开始革命，他说他太了解了，他说他一定会有沉渣泛起，一定会有这种，他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一生如履薄冰

　　白岩松：恐怕陈云同志是在核心领导层里时间最长的，他如何能够做到？

　　陈伟兰：我父亲这个人非常忠诚，他对党的每一届领导核心都全力支持，后来他是老资格的常委了，对年轻的领导人都非常支持，他是对国家和对党的事业的信念，他绝对是要补这个台，不能拆这个台。所以他能够比较稳定在中央领导集团里工作。第二点，我觉得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该他讲话的地方，他要实事求是地讲出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些人不愿意听就不讲了，他当时老形容，说我做经济工作，做统购统销例子的时候，前面挑着一堆黄炸药，后面挑着一堆黑色炸药，他说我这一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就是怕自己讲出来的话有错误，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造成损失。

　　陈 元：我曾经中学的时候，正好是困难时期，我就问他，为什么好久不去公园散步了，因为他原来特别喜欢，去了公园跟苗圃花工能一聊聊好半天，他说现在群众吃不上饭，我没脸见群众。他老说，我肩上挑的是六亿人民的生活，我得对得起老百姓。

　　白岩松：最后在晚年的时候，老人对生死看得开吗？

　　陈 元：他看得非常平淡，因为他觉得回想一下自己这一生做的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非常做了很多事情，非常自己很有成就感，不后悔，没有什么做错了的事情。

　　陈伟兰：有一次我还记得在春节的时候，那会儿就开始体温稍微平稳一点，他就说我要走了，他说我想再跟你说两句话，如果当时没有到上海，没有到商务印书馆，不当工人就没有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这一生，他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还发高烧，还在喊小平小平，这件事儿再商量商量，说胡话的时候还在讲这些事情。他走的时候非常坦荡的，非常平静的。他临终的时候也没有嘱咐什么更多的，只是跟每一个孩子都讲一遍，一定要把母亲照顾好。

　　本周节目预告：

　　6月13日—6月15日，《新闻会客厅》播出《纪念陈云》系列节目：《陈云与妻子》，《陈云与儿女》，《陈云与中国三代领导人》。

　　《新闻会客厅》播出时间：

　　每周一至周四晚20：30—21：00

　　周五特别节目《决策者说》播出时间：

　　周五晚20：2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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