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同情杜宝良背后是法律关乎贫富现实的存在

　　司机杜宝良在同一地点违章105次，被罚1.05万元一事，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在重新学习了交通法规之后，杜宝良发现，竖立在违章地点的禁行标志，在北京目前实施的“国家标准GB5768-199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禁行标志无效，交警部门就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

　　由此，杜宝良有足够的理由对交管部门提起行政诉讼。他的身份，也由交通违章的受

罚者变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尽管诉讼结果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杜宝良将会得到律师、公众以及舆论的支持。

　　此前，公众眼里的杜宝良，是一个起早贪黑靠卖菜为生的外地打工者，在未收到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被处以1万余元的巨额罚款（相对其收入而言），杜宝良的遭遇让人同情。这种同情，恰恰是人们一边倒地质疑交通执法漏洞的关键。

　　我们可以做一种假设。如果违章的不是一个穷苦的打工者，而是拥有私家车的北京市民，或者，一个拥有宝马的大款，公众和舆论还会给予他以积极支持，并且由此而对现行的交通违规处罚机制提出批评吗？

　　法律无关贫富。但在客观现实中，却并非如此。公众舆论支持下的弱者杜宝良，显然要比其他人更有力量。

　　在杜宝良违章事件发生之前，还有一件引起“公愤”的事。一个外地打工青年闯进快行道，被一辆宝马车撞伤，车主提起诉讼，依法要求赔偿。按理，这是一项正当的赔偿诉讼，可车主却因此背负“不仁义”的指责。一边倒的舆论，明显支持违法的弱者。在一个正常的文明社会里，同情弱者，是最起码的行为规则。但是当同情成为一种巨大的舆论声势，以致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提出挑战时，是同情错了，还是准则本身有问题？同情没有错，对弱者的支持，显现着一个社会的良心。在同情与支持违法弱者的背后，实际是法律关乎贫富的现实存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法律条文本身对每个人而言是平等的，更意味着执法过程对每个人而言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法律本身既不同情弱者，也不庇护强者；法律，包括司法救济，能够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如果法律和司法救济无法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那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无法真正实现。

　　法律之所以关乎贫富，并非法律条文本身对贫富区别相待，而是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富人强者比穷人弱者，拥有更多的能力和途径，维护自身权利，从而造成结果的“不公平”。比如，在交通事故中，富人有更多机会和能力，接受专业快捷的救治，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群，则很少能够得到医疗急救服务。比如，面对不恰当的违法处罚，穷人往往只能被动接受。

　　正是这种不公平的客观存在，才使得在同样的违法情况下，公众和舆论会同情弱者，支持穷人。这种支持，有关贫富，更是对具体执法过程中“贫富差距”的不满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