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105次违章被罚万元，在京务工人员杜宝良认罚后又起诉交管部门——杜宝良:“我只想要回我的钱”(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7日06:29 河南报业网-大河报

　　安徽农民杜宝良在北京以卖菜为生，他在北京市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记录在案，缴纳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杜宝良在认罚之后，突然于6月13日将交管部门告上法庭。要求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书；返回已缴纳的万元罚金。杜的态度为何突然转变？是什么推动了他起诉，起诉的目的又是什么？6月15日，记者和他展开对话。

　　我为保住小货车只得忍痛交罚款

　　记者:据北京市交管局通报，当初你是主动缴纳的罚款，自愿放弃了申请听证、复议的权利，当时为什么不为“万元罚款”多做些努力？

　　杜宝良:我做过努力，我是5月23日知道这事的，迟了一个星期才交的罚款。外地人买车不给上牌照，我前年买了小货车，就托人找了个公司办手续。5月23日，公司通知我，有人投诉我的车跑起来冒黑烟，不环保，我就赶紧到月坛执法站。在那，我才知道，冒黑烟不是问题，可我有105次违章，都是摄像头拍的，得罚1万多块钱。

　　脑袋当时就不好使了，什么事都反应不过来了。后来，我跟执法站的人商量，能不能少罚点，人家说不行。我又找到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想让他们帮我说句话，少罚点就行。人家都说我确实是违章了，我就死心了，觉得这事只能这样了，罚款不交，小货车就废了。还是保车要紧，因为还得靠它赚钱。

　　记者:开了一年多车，你应该知道有摄像头拍摄这样的执法手段，为什么还要违章呢？

　　杜宝良:我1993年就到北京了，一直在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卖菜。

　　原来是用农用车运菜，走的就是真武庙路，跑了十几年，习惯了。虽然后来路上有了禁行标志，可我没注意，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出来得早，路上车很少，我觉得我没妨碍交通秩序。

　　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我们老家，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可是，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半夜两点多就起床；晚上七八点钟，别人都吃完饭了，不再买菜了，我才回家。到家吃口饭就睡觉了，不读书，更不看报。家里有台电视机，基本上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摄像头这么厉害，也不知道自己得去查违章记录这条规定。

　　我本想自认倒霉众专家为我喊冤

　　记者:听说，为了交罚款，你借了不少债。交完罚款，你有没有动过找律师的念头？

　　杜宝良:没有。但是一回家就睡不着觉，觉得冤。杀了人，投案自首，还能得到宽大处理呢。我是主动找到执法站的，而且也没造成一丁点儿恶劣后果，为什么就不能从轻发落呢？

　　想来想去，还是自认倒霉。按迷信的说法，这阵子我有点走“背”字。三月份，我爸得了咽喉癌，他动完手术，我手头就剩2000多块钱，所以，交罚款时我又借了8000多块。卖菜忙活一年，除去房租3600元，吃喝和孩子学费还得花上3000多块钱，顶多能剩一万来块钱。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跟交管部门“理论理论”的念头？

　　杜宝良:我记得很清楚，交完罚款第二天，我就成了“反面教育”典型，上了报纸。所以，听说有报纸替我喊冤，我压根不信。可记者把报纸送过来了，白纸黑字写着，好几个专家说交警不对。没过两天，找我的记者就不断了。我开始买报纸，上面全是替我说话的，我这时才有点相信了，交管部门可能真有不对的地方，要不，这么多陌生人不可能帮我。

　　记者:现在，你是否确信，交管部门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起诉前，是否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杜宝良:起诉前，我琢磨了两天，后来觉得律师说得有道理。只要站在理儿上，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帮我，而且不是记者就是专家、学者，这官司打起来就不一定输。我觉得交管部门是有不对的地方，他应该告诉我，我违章了。

　　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要回我的钱

　　记者:在你的诉讼请求中，涉及了国家赔偿，要求交管部门依照国家赔偿规定，赔偿3000多元损失。提出这个请求时，你心里是否有把握？

　　杜宝良:这个没多想。我的想法挺简单，少罚点就行，退回来一部分就行，家里缺钱用。

　　记者:现在，你的105次违章已被媒体称为“杜宝良现象”，尤其是提出诉讼请求之后，你与交管部门的纷争引起了包括驾驶员群体、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交管部门如何认定“失效禁行标志”，法院是否受理起诉，这些问题已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将影响“交通执法”的大事。你是否预见到了这个效果？是否渴望出现这个效果？

　　杜宝良:说实话，我没想这么多。律师总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这两天我也看出这个苗头。可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前天采访时，杜宝良的妻子兰姐经常对杜宝良瞪眼。她认为，已经交的罚款是要不回来了，所以，两人应该“向前看”，好好卖菜，多多赚钱，这才是正事。“天天睡不着觉，闭上眼睛就是这事，菜都卖不好。”她说。Y

　　新京报记者王姝李冬

　　责任编辑：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