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审判 中国最后见证人的苦辣人生(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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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17日09:07 华商网-华商晨报 | ||||||||||
他曾辉煌,也曾默默承受28年的落寞岁月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高文彬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 老人曾是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检察官秘书,今天,他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老人精神矍铄,腰板笔直,声音洪亮,但记忆有些衰退。“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送“杀人竞赛”者上断头台 他们并肩站立,军刀拄地,脸上流露出日本式的微笑。他们的身后,是211名中国人的冤魂。刊发于1937年年末东京《日日新闻》上的照片震惊了世界。“百人斩超记录!”这家日本知名媒体使用了如此标题。 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 1947年,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办公室。23岁的检察官秘书高文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发现了这份报纸。“当想到自己的同胞像牲口一样被屠戮时,我的心都碎了。”他说,“作为中国人,惟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载有两名刽子手照片的《日日新闻》,经高文彬之手传回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是在远东法庭进行的;而对于亲手屠杀中国人的乙、丙级战犯,则在中国国内的不同地区接受判决。 “证据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回忆说,“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经脱掉军装,头裹白布,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处死刑。 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枝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亲历东京审判28名日本人被判刑 是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高文彬送往东京的。1946年5月,从上海到东京的航程需要3个多小时。与高文彬同行者还有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因英文出色,他们被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先生选为翻译。半年之后,脱颖而出的高文彬又担任检察官秘书。 从担任检察官秘书到1948年7月回国,大部分工作日的早上八点半,高文彬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证据,并将那些沾满中国人血泪的证词翻译成英文。一位年轻的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仔细阅读、整理后装订。 而在审理到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部分时,检察官秘书也会来到现场,并从雄辩而严谨的中国检察官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高文彬说,“街头四处是小贩,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而在地铁中,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 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所以高文彬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当他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回避。“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会飞扬跋扈;一旦你强过他,他就会对你心服口服。” 高文彬住在东京七重洲旅馆,与一名美国军官同室。最初每月的报酬是250美金,当调任秘书职务后,薪水增加到300美金,生活可以过得非常舒适,当时他每月的住宿费用只需两美金,而每天的伙食费是0.4美金。 审判是在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进行的。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28名被告人被指控犯有55项罪状,主要被归结为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违反人道罪。”高文彬说,“审理共经历两年半时间,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000多件。东京审判与同一时期欧洲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的审判,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制止侵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奠定了基础。” 尽管出庭时间不多,但每天阅读庭审记录让高文彬对审理过程了如指掌。 接近80岁的时候,他以寥寥几千字清晰地概括了远东法庭成立的背景及审理过程;又对流行一时的《远东国际大审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为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了两木箱庭审记录,在上交后全部失散。”抗战胜利60周年时,老人痛心地说,“很多历史就这样湮没在岁月中。” 1948年11月12日,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终于出炉。28名日本人中,7人被处极刑———包括战争的发动者东条、手中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土肥原、板垣;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老人的辉煌与落寞 上海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小说家金庸等人。 1941年,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检察官秘书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1952年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高文彬被判8年徒刑。后回原籍不被接收,在那里待到1978年。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近28年的上海。 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化子”。 后来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被挂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惟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 1992年之后,他一直在家休养,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 1997年,闲不住的老人应邀参与到《英美法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中去。 目前,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而英、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 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高文彬说。 另一见证东京大审判的老人回忆——— “我说服末代皇帝出庭作证” 上海淮海西路的一栋居民楼中,远东国际法庭中国检察官首任秘书裘劭恒在此隐居。 6月6日,记者敲开了裘家的大门。93岁的年龄加之病痛的折磨,让裘先生不能像当年一样侃侃而谈东京审判的过程。只是在家中高挂的历史照片上,能感觉出60年前的神采、气度和责任感。 裘劭恒于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东吴大学法学学士的头衔。 1946年,远东国际法庭组建时,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任秘书,他肩负着搜寻证据的任务。 1946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出现在法庭上,在东京引起了轰动。 末代君王是国际检察局3个王牌证人之一,他整整出庭8天,创下了单人作证最长时间的记录。而这名关键人物是被裘劭恒说服出庭的。 “他头一次看见我,见我是中国人,怕得要命,以为中国人要把他当汉奸审判。我告诉他说,来东京让他做证人,是去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他开始还半信半疑,后来我去监狱次数多了,连陪在旁边的法警也不怎么听我们谈话了,他才逐渐放松起来,最终接受了法庭的要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裘劭恒回忆说。 这位中国检察官秘书与参与过东京审判的所有人一样,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历史不容篡改,忘记它,就意味着背叛。本组稿件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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